35年前，邓小平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不少国家领导人退休后将“不干政”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35年后，习近平开展的反腐风暴也被指频频遭受党内“老人”的阻力。党媒近日频提“老人干政”，颇有“以史为鉴”的味道。而中共党内一些虽退位但企图凭借威望和资历干预政策实施的“老人”可以说是深化反腐最大的阻碍，而清除“老人干政”也将成为习近平巩固自身党内地位的最关键的一步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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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干政”成为深化反腐的重要阻力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并表示“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在邓小平的一再倡导和身体力行下，各级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普遍建立并逐步完善，实现了制度化。不少国家领导人退休后将“不干政”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当下习近平领导的反腐浪潮高涨，伴随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一批“党内重臣”的落马，其背后似有似无的“支持力量”日益被关注。如对于军头郭伯雄的查处，之前曾有媒体爆出，在郭案愈见明朗之时，由于高层受到相当大的阻力，故而拖了一年之久才最终对外公布。此外，“新四人帮”另外三人的落马无一不牵涉各自背后的“支持力量”，虽然当局并未回应，但相信不会是“无风起浪”。
　
如果关于中央落马高官的传闻还处于“欲露还羞”的阶段，在落马的地方官员中，退休后仍恋“余权”的案例则是了屡见不鲜。据陆媒报道，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被检方指控，“其在退休后仍接受相关企业给予的好处”；而东莞市委政法委原副书记高少鹏在受审是也被指，“其退休后仍利用在当地政法界的影响力，为废品收购商‘抢地盘’”。
　
“老人干政”一直被认为是拖累现任高层反腐败行动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阻力。而中国的政治基因决定了“老人政治”的存在，古有皇家的“垂帘听政”，近代毛泽东的逝世虽然解决了权力终身制但没有解决“老人政治”，20世纪80年代后到90年代中期间，八名正国级的中共元老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掌握中国的实际决策力，甚至接连罢免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由他们所组成的“中顾委”甚至一度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这种情况被认为使中国在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方面发育迟缓，也是很多问题的肇因。责任虚位是权力的大忌，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根源，乃至舆论界一度断言称，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迟早会出现大问题。
　
正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习近平在深化反腐的同时也愈加注重对“老人干政”的遏制。首先，无论相继落马的省部级乃至副国级高官背后是否存在“老人”，当局对他们的惩处仍在继续，虽然对一些“极为特别的重臣”有“从轻发落”的嫌疑，但是他们的落马已成定局，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个别“党内元老”的干政资本；其次，自2015年1月习近平提出“政治规矩”以来，在中国多次公开讲话中都出现这一词的身影，甚至在令计划、郭伯雄的通告中，“政治规矩”成为两人重要的定罪依据，可以想见，习近平强调的“政治规矩”或将成为其约束“老人干政”的一把利剑。每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领导人“务虚会”，都被视作中共“老人干政”的一个重要平台，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北戴河的政治色彩悄然消退，直至今年“北戴河无会”的局面，可看作是“老人政治”彻底退出舞台的前兆。
　
“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35年前，邓小平在提倡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时的表态，似乎有些危言耸听。35年后，腐败浪潮中落马的高官往往形成利益团体，而在这一团体背后始终都有一些退位老人的身影若隐若现。经过35年，邓小平的断言却成为当下习近平面临的难题。就目前当局的一系列举措来看，习近平清除“老人干政”的决心已定，但是拥有丰富政治资本的党内元老不同于那些落马的“巨贪”，如何在稳固政治局面、最大程度减少政治风险的前提下解决“老人干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继续深化反腐也许是当前将会选择的突破口。
　
2015-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