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31日,中国知名历史学家章立凡发表文章《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指出,六四给中国历史留下共识破裂、政改葬送,党在法上、监督缺失,腐败升级、权力失范,信仰破灭、道德沦丧,失信于民、社会撕裂,危机处理、有权任性等六大后遗症,要想治愈,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时间。以下文字节选自《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
 

1989年5月20日,北京市民围住解放军官兵,阻止他们前往天安门广场(图源:Reuters/VCG)
1989年5月20日,北京市民围住解放军官兵,阻止他们前往天安门广场(图源:Reuters/VCG)
 
“六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就我所见,其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共识破裂,政改葬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是一个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的时代,当时社会民意的主流,是支持执政党改革而绝非“颠覆”中共政权。中国本来有望通过政治改革,再次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六四”枪声一响,共识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机。此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保住了经济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启。26年间跛行的改革日渐丑陋,最终异化为食人怪兽,致有今日“体制腐败、社会溃败”的糜烂之局。
 
二、党在法上,监督缺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担心经济转型导致政权腐败,在废除干部终身制之后,曾计划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党政分开”,让执政党和政府接受人大监督。“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写进了党章和十三大政治报告。“六四”之后权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为政治潜规则,“党政分开”无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图章”,再没有任何机构能从法律上对权力独立行使有效监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坏之。法律为党服务,则依法治国徒托空言。
 
三、腐败升级,权力失范:80年代体制内的腐败尚处于“初级阶段”,1989年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口号,本是民气可用,与当下执政党的反腐败方向并无二致。学潮被当作“敌对势力”镇压之后,原本有望的“双赢”变为“双输”,政治改革停摆,权力既不受法制监督,也不受道德羁縻。当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改革红利被权贵集团吞噬,腐败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政府丧失了维系社会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灭,道德沦丧:“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六四”将国人自毛时代以来蓄积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释放殆尽后,全体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员顿悟权力的价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圣。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实为共产主义信仰崩塌之明证。随着26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格分裂、道德沦丧、弄虚造假、巧取豪夺成为社会常态。
 
五、失信于民,社会撕裂:“六四”的另一后遗症,是社会责任感普遍丧失,关注公共利益者成为另类。各级政府机构普遍“公司化”,权力成为牟利工具。入党只为做官,做官只为营利,党员不对执政党负责,官员不对体制负责,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军队不对国家负责。政权丧失公信力,掉进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与民撕裂为利益对立、互不信任的两个板块,中国掉进了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
 
六、危机处理,有权任性:当年高层误判形势,对危机的处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机会和平化解的社会冲突,以出动军队镇压收场,同时也为日后的暴力维稳树立了样板。近年地方政府在处理上访、拆迁及社会群体事件时,往往夸大“敌情”,动辄使用暴力,以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和编制、装备。维稳成了一条粗壮肥厚的产业链,也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会蓄积着暴戾之气,仇恨的种子不时绽放出恐怖之花。
 
将来要想治愈这场悲剧在文化、道德层面上给中华民族留下后遗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2016-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