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聚福缘公寓发生火灾,随即,北京市各区政府展开“清理非法公寓”的行动,雷厉风行之下,成千上万的人被勒令连夜搬走,寒风呼啸中,携家带口,其状令人动容。此事在中国网路上引起极大反响,许多人以“低端人口”自比,其情一如十年前的深圳“屁民”事件,显示出在中国盛世背后,仍是普遍的的低人权乃至低人格生存状态。

如何定义“低端人口”??

表面上看,“低端人口”是一个阶层概念,但仔细分析却未必如此:

首先,在中国,“低端人口”毫无例外指的是外地人,“低端人口”首先是一种身份,根据的是体制赋予的户籍身份,而不是市场形成的阶层(class),与之有着类似经济、社会地位的本地城市贫民或农村低收入人口,并不属于“低端人口”。

其次,“低端人口”还有职业上的区分,如在2016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中,“低端人口”指的是“与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也有人爬梳、回顾“低端人口”这一词源发现,“低端”往往先用于形容产业,故“低端人口”主要指的是从事体力劳动、文化程度低、收入低的群体,略等于通常意义上在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中的农民工。

相反,保姆、清洁、餐饮、快递等服务行业中的简单劳动力,却不包含在“低端人口”范畴之中。这是因为,服务业与“高端人口”的生活便利密切相关,离开了这些群体,整个城市都会运转不灵,也会影响到“高端人口”本身的生活。

而在北京,所谓的“高端人口”,首先和主要指的是中共政权中人,或者说体制内特权阶层,也因此,在此次清理行动中,一些中央官媒居然也跳出来为服务业中的“低端人口”呼吁,声称什么“城市不能只有白领”云云,其立论基础,不过围绕自身对这些服务业群体的需要而来。

最后,即使经济地位不算低下,但也可能被“低端”。如批发市场的摊主们,在经济收入上并不差,甚至超过一般中产,但是,由于批发业务的服务物件大多是民工等“低端人口”,并不为“高端人口”所需要,于是,摊主们也就成了“低端人口”。

此次清理非法公寓之前,北京市著名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数万个摊位,已经统统被清退逼迁。

可见,什么是“低端人口”,完全根据“高端人口”或特权阶层的需要而定,且建立在赤裸裸的身份歧视之上。

什么是“低端人口”,完全根据特权阶层的需要而定。

清理人口何以如此迫切?

北京市为何如此迫切地疏解所谓“非首都功能”,急于清理人口?从经济动机上完全解释不通,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从特权的角度,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北京本为王朝帝都、围绕单一中心而构建,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拒绝了梁思成将行政中心外迁的提议,斥之为“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新北京的此后发展,遂以政治中心所在地的中南海和天安门为原点,以同心圆的方式,一环一环地“摊大饼”而展开建设。

梁思成曾担忧:“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

2000年后,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北京人口持续上涨,仅自2000年以来,北京市常驻人口就从1381.8万人,急剧增加为2016年的2172.8万人,相应的,北京机动车辆由几十万辆剧增至2017年的近600万辆,所有这些车流、人流、物流,都如梁思成当初担忧那样,朝向单一中心往返流动,所谓的“核心区”由此日益不堪重负。

2009年中秋节前一工作日,因为请客吃饭和馈赠礼品带来的行程爆炸,北京市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塞车,“中南海里的车也都开不出去”,随即,就有传言称胡锦涛做出了批示:“控制人口,改善交通”,北京市大规模控制人口的序幕,由此拉开。

然而,如同毛泽东当年思维一样,作为中心的中共政权机关,是不可能外迁的,相反,“要加强政治中心的空间安全保障”,“维护安全稳定,保障中央军政领导机关高效开展工作”,就只能减少朝向这一核心区域的人流、车流、物流,而如前所述,由于北京市是单一中心“摊大饼”而成,仅仅腾空“核心区”的周边如北京市二环以内,并不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而是必须将一环又一环的整个大饼都尽量清理,“核心区”才可以得到一定缓解。

这就是北京市整个梳理“非首都功能”的最基本逻辑,看一看媒体总结的北京市当前的清理区域图,就可以发现,整个北京市东南西北中,几乎没有一块区域不在清理范围之内。因此,那些在天寒地冻中被清理的人们所受的身心之苦,实际上是为了中南海里的特权人士们出行、办公和生活的方便。

清理“低端人口”,只为中南海里特权人士出入方便。

极权下谁不是低端人口?

从上述逻辑出发,如今被清理的这么一点“低端人口”,远远不能满足中共政权和特权阶层在“核心区”的方便需求,可以预期,还有更多的“非首都功能”和“低端人口”等待着被疏解,在特权下,谁不是“低端人口”呢?

首先,凡不被需要的,都是“低端人口”,如此一来,在校大学生因为尚在就读,并不直接为“高端人口”提供服务,所以大学生也是阶段性的“低端人口”,大学也要被疏解出四环乃至六环外;此外,老人、病人也不能为“高端人口”提供服务,却还要占用资源,所以医院也要疏解到如此之远。

更为重要的是,“加强政治中心的空间安全保障”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依托北京的文化、媒体、科研、教育、医疗等资源,北京市也发展出了属于自身的市场化优势行业,在这些行业中,麋集着巨量的自由职业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行销人员等新社会阶层,短短十几年间增加的近1000万人口,相当部分属于这一阶层。

新社会阶层具有天然的自由化倾向,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的地位,又使得北京成为了各种观念和行动可以表现的剧场,北京也因此有成为新社会运动策源地的潜力。

“加强政治中心的空间安全保障”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

大量新社会阶层的存在,使公民社会或异议反对运动有了得以表现的可能,而对于中共当局来说,大量新社会阶层的存在,还增加了特定条件下,1989年天安门事件卷土重来的可能。

已经有论者指出,这次的清理行动有着提前清除“新流民阶级”,防范未来出现大规模社会事件的含义,这一逻辑无疑是成立的。

在中国,什么是“低端人口”,说到底是根据“高端人口”,或者说特权阶层的需要来定义的;而北京之所以要疏解“非首都功能”,主要是为了满足特权阶层的需要,许多人却因此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直到身心痛苦;而只要这一逻辑继续运行下去,尤其是在政治安全的考量下,许多目前得以置身事外,看上去尚处于中上阶层的人士,由于其政治倾向、社会潜能、和巨量人口规模,其中相当部分,也可能瞬间被“低端人口”。

作者:若深 政治评论家 来源:上报

2017-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