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关注中共十九大人事布局,谁在最高权力的圆桌边、以及习近平个人威权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再次提升。

王岐山留任、十九大入常名单以及政治局的成员、中委成员的名单,媒体都有进一步的揣度与归纳。习家军的成型、习派崛起削弱了所有有形或隐性派系之后,有关习近平个人是否恢复主席制的问题仍有谈论。

10月13日,香港政治学者郑宇硕教授对《德国之声》表示,中共十九大修改党章,“习近平巩固权力、提高声望”之后,习近平的地位也被提升为与毛泽东一样,比邓小平还高。在这一情况下,习近平恢复主席制“可能性不高”。

郑宇硕教授特别提到,习和以前的中共领导人很不一样。他身兼很多很多中共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而这些组长已经使他不但“插手经济问题”,还能“参与过问”国务院总理负责的经济领域。

资料显示,中共中央18个中字头小组中,习近平兼了包括财经、深改、网络、军改等中共大政方面的“小组”,但实际上还不包括诸如2014年的“钓鱼岛应变小组”这样的组长。

郑宇硕教授认为,这也是大家猜测习近平是否会(重新)采取党主席制度,将“权力集中”的原因。

“小组”可以治大国?习近平要名号还是要实权?

今年1月27日,编辑部在北京的海外多维网署名泉野的文章也就“小组治国”进行解读,认为“小组”背后的原有政治局体制之变,才是该注意的要点。

该文述及了中共政治局这一“最高领导机构”的由来,认为这一源自原苏联的架构有三大要素:最高的研究、讨论;最高的决策(含政府与法律);以及最高的执行机构。但实际上,中共的常委才最终决定生杀大权。

不过,习近平似乎并未充分施展这一机构的功能。

早在2013年,大陆媒体就有文章说,《“小组”如何治大国?》,文章称“国家领导人亲任组长的小组权力最大”。

不过,所有的小组都“隐形”,不挂牌无编制无办公地点,更何况“注册”。等同于某种“应急小组”的模式,“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

文章称习近平的权力小组“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反倒把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撩边”。

江泽民给“儿皇帝”安排九个常委分散权力

早前就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五年并未改变中国,而是整合了这个的政治架构。这也是中共官媒美化的习近平治党的成效。
中共的常委人数一直没有固定格式,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踏着六四的血迹被邓小平委任总书记,曾有短暂的六常委出现。即: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中共十四、十五大均大实行7常委制。没敢连任而恋权的江泽民为了当慈禧,架空胡锦涛,让胡锦涛的常委空壳多出江泽民心腹,包括曾庆红、黄菊、李长春、罗干都被塞进常委也实际上给周永康留出了席位。

“九龙治水”的权力分散之局中,诚如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在2014年3月20日的文章中所言: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中共最高层“各吹各的喇叭各唱各的调”,多个高层家族利用分管部门、行业的事权贪污腐败,形成了一条条粗大的利益链条,导致特赦腐败论公然行之于世。

中共十八大习近平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不得已仍然沿袭7常委制,但当时江泽民的“余威”中,阻止不了江系张德江、刘云山和张高丽的入局。
中共体制内学者辛子陵曾有评论说,中南海形成两个铁三角,一个是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一个是张德江、张高丽、刘云山,而俞正声后来投向习近平。

何清涟女士的上述文章分析就指出,习近平成立多个小组,那是因为“不得不如此为之”,习近平“只是出自危机感与不放心”才这样做。她还进一步分析称,习近平对“整个架构与官僚构成并未经过大的调整”,只是安插自己人马,而何清涟该文章发表至今,习近平对福建、浙江旧部与老乡、同学的任用、启用军工系无派系的官员主政地方,在军改中置换江系背景的军头,证实何女士当时所言,习近平深感(或者说担忧)指挥不灵,因此,习采用毛当年习惯用的“小组”形式,既达到了重新整合事权的目的,也便于其直接插手各领域的工作。

来源:阿波罗网欧阳理明报道

2017-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