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日前表示,中国经济陷入低迷的深层原因中,有一半是人口问题,而造成这一恶果的是中共的计划生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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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凤凰财经11月12日报导,周天勇在文章中表示,造成中国经济自2014年起增长速度下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速度快速放慢,这占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55%左右;第二,与国民经济高税费、高社保、高借贷成本、高房地价格及租金、高运输费用等有关,这占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15%左右;第三,与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教育、旅游服务贸易逆差,以及移民和资金外流有关,这方面占15%左右。

周天勇认为,从数据可以看出这次形成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内在成因,以人口的急剧变动为主。

人口增速的放慢和加快会导致劳动力资源、消费需求等因素变动,最终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应变动;从结构上看,当期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增减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下降,也会造成产品养老金成本的增加和减少,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还会影响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学界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是少子化和老龄化。而20到45岁区间的经济主力人口在就业创业创新、投资和消费等方面都是最富有能力的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本。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住宅、耐用消费品、汽车、奢侈品购买和消费,创业投资,发明专利和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增加或者减少变化。因而,这部分人口规模的收缩或者扩张,对国民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影响较大。

周天勇表示,中共实施计划生育制度只能使人口总量有计划,但是对人口结构不能通过计划使其按比例平衡。与对产业运行和发展进行政府集中管理不同的是,对人口计划生育,只能对新生人口实行计划,而不能对已经出生各年龄人口进行计划和再平衡,特别是不能计划减少老年人口数量,使其与青少年人口数量相平衡。其经济后果是:劳动力的快速减少导致成本上升,特别是养老金在产品成本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大,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发生突然的转折,并长期可能陷于不利位势;由于不同年龄人口的边际消费率不同,对消费增长和需求结构发生较强烈的影响(比如青年人多和老年人少会使房地产业繁荣,而青年人少而老年人多则会使房地产业萧条——住宅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停止,因老年人死亡而住宅供应量增加),以至于产业结构也进入快速的转折期。

而对自然生育的政府干预,如果程度过高和时间太长,还导致了人口男女结构的失衡,以及主体民族比例相对萎缩、规模化的少数民族比例快速扩张,造成一系列的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负面后果。

此外,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中是一个国家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口流动,特别是城市化,既是流动过程中通过学习形成人力资本的过程,也是剩余劳动力得到利用、收入提高和相关土地等资源重新配置,推动经济强劲增长的阶段。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经过计算,发现美国20世纪初的经济增长动力有1/4来自于人口流动。

周天勇认为,中国与其它国家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不同在于:由于户籍限制、房地价格太高、无土地等财产收益基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公平,人口向城市的流程是“青出老回”和城镇中漂泊;农民使用的耕地、宅地和林地等,由于所有权结构的复杂性,其到城市务工后,农村资源的再配置存在障碍,规模经济和现代农业举步维艰;政府强制征用和寡头垄断卖地的方式,盲目扩大城区和开发区,项目用地高算多报,使土地的再配置浪费很大;城市中的资金不能通过交易和股份等长期共盈的方式,进入农场、林场和其他农村项目;大部分儿童、妇女和老人留守农村,包括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由于不平等的歧视)在公共和准公共产品方面的消费水平也较低,对教育、医疗、健康和养老等服务的消费能力和支出有限。

所以,中共在户籍、流程、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体制上的巨大差异。城乡户籍不统一,教育等公共服务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公平,土地体制僵化等等,使得人口流动、消费和投资、农村土地等资源的再配置,这些其它国家可以强劲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因,在中国锐减一半。

来源: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2016-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