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人对于赵一曼这个名字是不陌生的,她是中共中少有的抗日英雄,曾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对抗日本关东军。1935年11月,她在作战中被俘,并经受住了酷刑折磨。1936年8月,赵一曼被日军处死,年仅31岁。

赵一曼与她的儿子赵掖贤。(网络图片)
赵一曼与她的儿子赵掖贤。(网络图片)

在临刑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留下了一封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殷殷期盼的宁儿的大名叫赵掖贤,她的丈夫叫陈达邦。陈掖贤一直由身在重庆的伯父陈岳云抚养,直到12岁才与亲身父亲陈达邦相认。

陈达邦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的书香门第之家,与中共高干任弼时是姑表亲,其妹妹陈琮英后来嫁给任弼时,两人是亲上加亲。国民党“容共”后,陈达邦在任弼时的介绍下,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其后加入中共,并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与陈达邦同行的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因晕船得到了陈的照顾,遂心生感激。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并在陈的帮助下,俄语进步的很快。情投意合的两人校方批准,结为夫妻。1928年,李一超因怀孕提前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期间在宜昌产下儿子赵掖贤,后托付给陈岳云代为照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调往东北参加抗日联军。李一超到达东北之后,改名为赵一曼。

此时,陈达邦仍在莫斯科,担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1935年,陈达邦被调到法国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直至1942年回国。回国后,他与儿子第一次见面,并听说了妻子可能遇害的消息,但此时他并不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

1950年,中共拍摄的电影《赵一曼》上映,其事迹在全国广泛传扬。经过几番周折,终于确认李一超就是赵一曼。已从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并被分配在北京工学院工作的宁儿,这才看到了母亲的遗书,他决心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而陈达邦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是百感交集。

陈达邦回国后,先是与哥哥陈岳云共同经营印刷厂,其后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担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最初人民币是在苏联印制的,这期间,陈达邦负责审批、绘制到正式定稿、与苏方联络等事宜。

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特别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亦未能幸免。他的罪状是:一是“二十八个半”成员,并且长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

陈达邦在被残酷批斗后,最终惨死。临死之前,他对儿子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相信父母、相信中共的赵掖贤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留下一女名叫陈红。

文革结束后,陈达邦父子被“平反昭雪”。相信党、相信群众的陈家父子落得如此下场,再一次验证了让英雄又流血又流泪的中共究竟是怎样的货色。

作者: 林辉

2016-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