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6年2月,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直接走到前台了,江青从上海跑到苏州找林彪密商,达成一笔政治上的交易:江青利用林彪的显赫地位,林彪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共同跻身政坛,共同炮制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毛泽东做了多处的修改。4月10日,将这个文件转发全党。于是,文艺界被判了死刑。大批文艺工作者饱受迫害,文艺界百花凋落,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了。本文摘自2016年10月17日微信公众号“八十年代”,作者徐庆全,原题为《徐庆全:说说文艺界的“十七年”》。

江青与林彪相互利用,共同跻身政坛(图源:Getty/VCG)
江青与林彪相互利用,共同跻身政坛(图源:Getty/VCG)

1949年到1976年的28年,就文学艺术界来说,是一连串政治运动串成的历史。在这个行当里的作家、艺术家,基本上在运动中被“串烧”了。为什么会如此?说到底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闹的。

那些年,“文学与政治”到底什么关系?恐怕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懂。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时代,从非“主旋律”文学形态来看,文学与政治好像不沾边,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只要你不沾主流意识形态的边,都可以出版。举例来说,现在流行“鬼吹灯”系列,不但小说有广大的读者,拍成电影后也受人追捧,票房过亿。但是,在那些年,如果出现这样的小说–当然,那个年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小说,作者就会获得“宣扬封建迷信”的罪名,被判个十年八年的“劳动改造”。

那些年,文艺被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了。当时文艺界的巨头周扬曾经有一句话来形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句话说:“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这就是说,就像地震发生前有预兆一样,中国的政治发生的每一次变化,基本上文艺都是先兆。

当年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有一句话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文艺多了要亡国”。陆定一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在他看来,文艺作品的导向如果不正确,就会颠覆政权,导致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消亡。把文艺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也正说明了文艺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为什么会如此?当代文学研究者给予了很多的答案,除了众所周知的苏联的影响和中共的意识形态管理等原因外,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毛泽东对文艺的重视。毛泽东是把文艺学术看成一种为政权服务的工具的。这是从维护政权的角度来说的,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他的这种看法,与他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艺术家有很大关系。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毛泽东被赋予了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等等称号,但没有人想到要给他加一个文学家的头衔。其实,读一读毛泽东的著作就可以知道,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家,他的政论性文章可以说开创了一代文风;而他所写的诗词,具有高度的浪漫主义色彩。

现在上点岁数的人,想必都读过他的诗词。我小时候,正是他的诗词最流行的时候,那时候,不背“唐诗三百首”,也不读“宋词一百篇”,只读他的诗词。所以,我读他很多诗词,有的现在还能背下来。读多了,就感觉这个人浪漫的无边无际,也胸怀的山高水阔、天高地厚。

1925年,他三十二岁,写下了“粪土当年万户侯”诗句,那些“万户侯”,他视之如粪土。既然这些万户侯都是粪土,那么他就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那种枭雄的心态,小荷尖尖角了。

1936年,他四十三岁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不在他眼里,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连把中国疆域面积扩大到欧洲的成吉思汗,在他眼里也只是个“只识挽弓射大雕”的武夫。剩下的还有谁?那就是我了,“舍我其谁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嘛。中国是我的了。

到了1963年,他七十岁的时候,世界也不在话下了,“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我可以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这样的浪漫主义情怀,这样“霸气侧漏”的诗句,历数一下我们著名的诗人,有几个能超过他?

所以,我说,毛泽东是文学家,但他又是政治家,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使他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一直把文学艺术作为为自己政权服务的工具。在延安,有他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学艺术家划定了只能“歌颂光明”不能“暴露黑暗”的框架,他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种“非此即彼”式的划分方式,就把作家、艺术家框定在政治的仆人的地位上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就成为一个作家、艺术家头上的紧箍咒了。

1949年以后,毛泽东对文艺体制的建构更是不遗余力。为了建构他认为可以为政权服务的文艺体制,他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文艺批判运动。先是局部地批判,到后来是整体的否定。

先说局部地批判。这些局部批判就是一系列的运动串成的: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2年文艺界整风,1954年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开端,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1955年揪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个株连了2000多人的大集团,稍后又揪出了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1957年反右派运动,“大集团”、“小集团”一锅烩,文艺界基本上整体陷落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人落马。这一系列运动的背后,就是整那些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有过怀疑的,或者说在创作上有意识或无意识游离这个主题的作家。

到了1960年代,毛泽东觉得局部批判还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另起炉灶。要另起炉灶,就要对1949年以来的文艺界采取整体地否定。这个整体否定,以他在1963年和1964年所发出的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为标志。

这两个批示发出的背景是这样的: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又开始抓阶级斗争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全国都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文艺界更是首当其冲。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写了第一个批示。他首先断定:他孜孜以求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全国搞得不错,但在文艺界的许多部门中,却“至今收效甚微”,因为“收效甚微”,所以,文艺界的各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

毛泽东爱用“死人”这个词,凡是让他觉得不满意的单位,都被冠之于“死人统治着”。1957年反右前后,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就被他称为是“死人办报”,结果邓拓只好灰溜溜请求离开《人民日报》。

面对着毛泽东这样严厉的批示,主持文艺界工作的周扬,没有像邓拓那样辞职,而是卖力地要把在各部门统治的“死人”揪出来。周扬的可悲在于,各部门是“死人”统治着,你这个各部门的总管还能是个“大活人”吗?你更是一个大“死人”。可是周扬不承认这一点。周扬的做法是在文艺界进行整风,把文艺界的“死人”揪出来。在整风中,周扬把以前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朋友一个个推上挨整的批斗台上。鲁迅曾经把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称之为“四条汉子”,周扬与另外三条汉子都是在血与火中并肩战斗过的战友,1949年后,这三条汉子都在文艺界担任领导。周扬就把他们一个个作为“死人”揪出来。所以,有人说,文艺整风是“一条汉子整三条汉子”,“一个死人整三个死人”。

周扬这样地卖力,毛泽东也不满意。到了1964年的6月,中宣部就半年来文艺界整风的情况,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实质上就是一份检讨。本来,这个报告还是个未定稿,但是,想在文艺界大有作为的江青,却急忙将这个草稿交给了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上面作了批示。与上一个批示比较,这个批示更严厉,文艺界各协会“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再不进行改造,就会成为“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两个批示,实际上给文艺界判了死缓。

按照毛泽东的逻辑,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首先要砸烂一个旧世界,要重新建立适合为自己政权服务的文艺体制,光给文艺界判死缓还不行,还得判死刑。

到了1966年2月,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直接走到前台了,江青从上海跑到苏州找林彪密商,达成一笔政治上的交易:江青利用林彪的显赫地位,林彪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共同跻身政坛,共同炮制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毛泽东做了多处的修改。4月10日,将这个文件转发全党。

这个《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概念,就给文艺界判了死刑。“文艺黑线”的头子是周扬,领导文艺的部门中宣部成了“阎王殿”。文艺界就给一锅端了。大批文艺工作者饱受迫害,文艺界百花凋落,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了。

在文艺界从局部到整体的逐渐覆灭的过程中,文学就成为政治的仆从,政治对文学的严密控制逐渐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就形成了两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是:政治干预文学家的创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写的出了圈,把你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商量的事情。

因为有了第一种现象的存在,就产生了第二种现象:就是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也给自己划了一个圈,我不想让你把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反革命分子”,所以,我对来自政治的干预就格外警惕。

这样,对于作家来说,这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我什么都不写,你还能抓住什么?像1949年以前文学创作成就很高的沈从文,封笔,去当历史博物馆的解说员,再后来我搞与政治不沾边的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像著名诗人陈梦家,1949年以前他的诗作在文学圈相当有名的,但1949年后也不搞了,去研究“死人”去了,搞考古了。即使像巴金、茅盾等等这些在1949年以前文学成就很高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像沈从文、陈梦家一样去搞与政治不沾边的东西,但也基本上再也没有写出来什么值得人称道的东西来。

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心甘情愿地作政治的附庸,政治上在搞什么,我就去歌颂什么,最典型的就是浩然的一系列作品,像《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

作者:徐庆全

2016-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