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媒体曾有文章披露,前中共副总理纪登奎揭“文革”中,中共高层大致有三个派系,派系斗争非常复杂激烈。纪登奎并多次表示:“权力使人走向反面。”

江青和周恩来。(网络图片)
江青和周恩来。(网络图片)

《爱思想网》4月27日发表题为《赵树凯:纪登奎与高层派系》一文。作者赵树凯是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文章称,大致而言,“文革”中,林彪为首的军方高层为一个阵营,有的称为林彪集团;江青为首的新崛起势力为一个阵营,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还有一个所谓老干部阵营,前期周恩来为首,后期邓小平为首。总体上所有派系都为毛泽东“驾驭”。

按照晚年纪登奎的谈论,毛泽东根据需要来调动、利用这些力量,有时候倚重这个阵营,有时候利用那个阵营。

纪登奎谈到,晚年毛泽东基本上以对“文革”的态度来划分亲疏。在毛看来,江青、张春桥等人更能代表他的思想路线,但是又认为他们并不可靠,知道他们难以成事。

毛泽东后来选择了华国锋,是因为华国锋在政治上拥护“文革”的政治路线,同时又容易实现在权力体系中平衡。华国锋并不极端,容易被各方面所接受。

毛泽东在前期的重大运作中都达到了目的,基本上想打倒谁就能打倒谁,想扶持谁就能扶持谁。但是,从最后结局看,毛泽东失败了。华国锋虽然被委任,但是终未能不倒。

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纪登奎进入中共高层。此后,高层派系斗争更复杂激烈,主要是林彪派系力量大增,而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派系也成为气候。

“文革”期间,因为受到毛泽东重用,纪登奎在党政军系统都有重要职务,既与林彪系统有直接交往,也与“四人帮”有更多共事,后期还与邓小平共事,但其本人的派系色彩不清晰。

纪登奎谈到,邓小平复出后,作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纪登奎作为副总理协助邓工作,但是情况不那么简单。因为毛泽东、周恩来、“四人帮”还在,邓小平地位不稳,权威有限。严格地说,纪登奎并不完全在邓的领导下工作。

纪登奎说,在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让邓小平搞一个关于“文革”的文件,主要是对“文革”做出评价。纪登奎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放心,担心邓以后会翻“文革”的案,所以让邓做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邓小平显然不情愿做,拖了一段时间,但是终于不能再拖了,邓让纪登奎来搞这个文件。纪登奎也是拖着不肯做,后来邓又催他。这时,纪登奎对邓小平说:“这是主席让你主持写的东西,由我来搞不合适……”

纪登奎谈到,毛泽东显然察觉到邓小平对于“文革”的否定态度,曾安排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批评指责邓小平。后来,毛泽东曾表示,虽然邓小平承诺“永不翻案”,但是“靠不住”。

1987年“五一”晚上,纪登奎又说,“文革”中,毛泽东既起用林彪,也起用“四人帮”,还起用另外的人,“目的和用意很清楚,就是那句老话,借‘锺馗打鬼’,干掉那些他认为有威胁的人。”

纪登奎接下来说,政治人物的言论,是要根据情况转换来对待和分析的。纪登奎认为,“文革”中左派打右派,右派打左派,左右两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依据,但是,从更高的角度看,高层领导人也是在利用左右两派,实现自己的意图。

按纪登奎的说法,中共高层权力的纷争,权力格局的分配重组,逻辑十分复杂。结成同盟的未必是朋友,有时为了特定的需要,关系不睦的人可能也会成为一时盟友;有时牺牲某些权力是为了维持大局;有时重用某个人是为了争取或者平衡一个派系。

纪登奎在闲谈中,经常重复一句话:“权力使人走向反面。”纪登奎谈论权力使人走向反面时,曾经列举了两个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的高层人物,这两人当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人。纪登奎认为,这两人是“权力使人走向反面”的现实典型。

据公开资料,纪登奎是“文革”中后期、以及“后毛泽东时代”中共的重要政治人物,是毛泽东晚年赏识和培养的官员,曾任中共副总理、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中央军委领导成员等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政治上受到排挤,被边缘化;1983年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部级研究员;1988年7月13日去世,终年65岁。

2016-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