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少奇就一直是中共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本文摘自《革命年代》,作者高华,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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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泽东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轰大嗡皆流于形式,现在毛泽东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2页。)
 
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他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他检讨后,他似乎宽谅了他,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泽东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泽东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他的一贯风格(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49页。),这也是为何他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32-1833页。),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泽东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少奇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总第91期,第39、36页。)。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少奇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泽东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少奇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页注释(2)。)。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张,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他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泽东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参见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69页。196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文革”这一段“是历史上的小插曲”,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3页。),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泽东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他将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他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泽东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唯有人民的化身毛泽东,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思索。
 
毛泽东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泽东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
 
来源:革命年代
 
2015-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