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上旬至武汉中心医院住院检查的王先生,于大年初一死亡。图为1月25日送发热门诊的病患。

中共当局对于武汉肺炎早期疫情的掩盖,使得中共病毒蔓延至全球,其中武汉中心医院医师是最早的吹哨人,也是医护感染的重灾区,更有不少普通病患因为不知情到医院就诊时感染,最终不治。

武汉市黄陂区杨琴(化名)4月13日对大纪元表示,她的丈夫1月10日左右,因糖尿病到武汉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疑似感染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于1月25日死亡。去世之前,她丈夫的手脚都被绑在床上,整整捆了三天,他一直喊着难受,直到去世。

杨女士难过地说,先生才40多岁,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是“重症肺炎”,还不是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感染。

中国新年是中国人重要的节日,为了迎接长假的到来,一些人提前就医,治疗身体上的一些毛病、慢性病等,杨女士的丈夫王先生,2018年因治疗糖尿病到镇上注射头孢菌素引发过敏,打算在2020年过年前用医保住院检查。这14天,却让他因住院走向死亡。

然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武汉中心医院在整个疫情中的“至暗时刻”。

根据“发哨人”急诊科主任艾芬所述,她12月16日、27日已接触到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不明发热病人,12月30日看到报告上确定是“SARS冠状病毒”,她把报告传给科室医生群,随后包含眼科李文亮医师也发给朋友圈示警。31日,艾芬医师被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莉、院长彭义香等人严厉训诫,李文亮1月3日被派出所约谈后,8日在诊疗患者时感染病毒,10日发病,12日住院。

整个武汉中心医院一月份压抑在疫情风暴中,迟至1月20日当局公开承认“人传人”前,武汉中心医院高层严厉不许医护人员透露疫情“不许说,不能戴口罩,怕引起恐慌”,许多人员在无防护下暴露在病毒中,造成4名医师死去、4名医师濒危,逾300名员工感染。

小病住院没料到转进重症监护室

王先生就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住进了武汉中心医院。杨女士转述,他一开始没有发烧,但是住了七八天后,说有轻微肺炎,医院说要转到重症室,“医院说他的病很杂,虽然没有发烧,但还是要住进重症监护室。”

在重症监护室住到了1月20日,医院通知家属,要把王先生转移到呼吸科的普通病房,“医院说监护室要关掉,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关掉,教授也没有跟我说清楚。”

当时候她还挺高兴的,以为先生转到普通病房是快好了,她前往医院陪伴时,发现先生从那天开始发烧,即使物理降温后,隔天再烧,反复烧到39度多。

1月23日是黄历29日,原订也是先生要出院回家准备过年的日子,医院通知她,先生病危了,“他们告诉我,他病危了,就要我赶紧签字,好像是一些同意书,我也没有看。”“他们当时叫我做好他要死的准备,当时我很伤心、很失望,我把所有的字都签了,我就希望他人能活着,结果他一天比一天不行。”

转普通病房发烧不停手脚捆三天

杨女士回想那几天在普通病房,先生痛苦的情状,“他的嘴巴不停的喊难受、难受,心里好像很难受一样,护士和教授叫我买病患的手套,把他的手脚都绑在床上,把他的脚绑着。”

当时医院并没有积极治疗,“他们就没有怎么抢救,就这样把他绑着,让他不要动,他一直喊着难受,医院说他人快不行了,护士还写他昏迷,他一直在喊,午里喊,夜里喊,23日叫到25日的下午,人才死。”手脚被整整捆了三天。

杨女士当时不停地求医院,“教授说没有病房,联系同济医院也没有病房,他说重症监护室也没有,就说有病床住就行了,有的人连病床都得不到,他说我应该知足了。”

大年初一死亡立即送火化

她回顾那几天煎熬的心情,“很煎熬,我每天饭也不想吃,睡觉也睡不着,眼泪就在流,就觉得很孤苦无助。”先生大年初一(1月25日)死在医院,她说,“那一天医院死了4个人,都是在那个呼吸科里,另外3个人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死的。”

杨女士觉得医院没尽力抢救,“我觉得很伤心,很不服气,我觉得医院对他没尽最大能力”,“医生怕我找他们医院,就说我必须把费用都缴了,才给开死亡证明。”她要求把尸体冰着,火葬场的人说,得这个病死了,一定要火化,如果不立即火化,就是违背国家政策,等于犯法。

杨女士无奈之下签了字,也没能跟去火葬场,“那些火葬场的人,直接把人放在袋子里,桶装放在车子上装走的。”

发三千元丧葬补助把人草草安葬

先生在医院死亡后,杨女士自动到宾馆隔离了16天,隔离期满想回家,社区也不准。一直住到3月20日才回到家。结果政府的人又来找她,“天天叫人把他安葬了,他说人死了入土为安。按照那个习俗,我就把他安葬了。”

“政府的人说给三千元安葬费,不准请客,不准所有的人来,所有的人都没来,就在3月29日把他给安葬了。”她说没有任何仪式,“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请了几个工人,也没有吃饭,就买了一点烟给人家,然后就安葬了。”

回想整个过程,自己还算命大,在普通病房陪伴先生的过程中,一个朋友劝告她说“非典来了”,要勤洗手、戴口罩,她才躲过这场瘟疫,“但是最后一天,出医院的那天,我的口罩用光了,我跟护士说了一大堆好话,要她给我一个口罩,她都不给。她说都没有了,都没有给家属一个口罩。”

她原本很气医护人员,“但看到那么多人都死了,连医护都死了很多。”她觉得这整个是一场悲剧。

过程令人悲愤没人愿意承认疏失

每每想到这个过程感到很悲愤,政府明知人传人,却不告诉民众,她常想,早知道让先生拿点药在家吃,不去住医院,说不定就不会死。“有个医生也说,你老公来的不是时候,他赶上这个病毒,他要是以往的时间,应该这个人不会丢命。”

但是,当她将这过程诉诸当地司法鉴定中心,却又发现官官相护。她拿先生之前吃得过敏药,说明他就医前只是因糖尿病注射头孢引发的过敏,为什么住进武汉中心医院会致死?鉴定中心说,他们“医疗水平不足,预判有限”,又说可能是病人体质的关系,判定“医院只负百分之一至二十的责任”。

后来她把这鉴定报告拿给医院,医院说,这鉴定报告的意思是他们不用赔什么钱。她又找了区卫健委,找不着人,又推给了医院,老百姓根本没处申冤,“明明是医疗事故,但他们不承认这是医疗事故,不想提钱,你说我们能怎么办?”

社区的人还跟她说,“那你们吃点亏算了,你要是闹多了,你和小女儿低保(三百元)也得不到了。”整个系统都袒护着,“都袒护着,只能自己吃亏啊,人白死了嘛!”

来源:大纪元记者洪宁、林岑心采访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