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北与江西交界处发生冲突，江西人拒绝让湖北人进入，引发数千湖北民众加入混战。学者分析，不相信政府数据，已属中国人民的常识，目前中国各省有朝向“诸侯割据”的态势，当人民为了防疫打起来，代表中国内部情况危急，地方必须先自保为上。图为湖北武汉，武汉火车站里，民众漏夜排队。( Getty Images)

（大纪元记者江禹婵台北报导）在欧美各国被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相继飙升之际，中共却宣称大陆已“零确诊”，疫情获得趋缓。不过日前湖北与江西交界处发生冲突，江西人拒绝让湖北人进入，引发数千湖北民众加入混战。

学者分析，不相信政府数据，已属中国人民的常识，目前中国各省有朝向“诸侯割据”的态势，当人民为了防疫打起来，代表中国内部情况危急，地方必须先自保为上。

日前中共官方宣称疫情已平息，并结合大数据、手机QR Code，推出“健康码”确认民众是否健康。以北京为例“健康码”分3种颜色，分为绿红黄。绿码可以直接进入杭州，红码需集中隔离14天，黄码隔离7天以内。用户透过手机自行填报个人近期健康情况，包含有无接触感染者、14天内是否待过疫区等资料，上传经后台审核，即可在手机产生一组专属“二维码”。民众就凭此二维码在市内移动。

在各省陆续解封之后，有不少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持绿色健康码的市民陆续到外省隔江相望的江西省九江市。不过九江警察却在两省交界处，阻挡黄冈市民进入，出现两省警察、民众斗殴事件，可显示民众并不买单这种方式。以北京跟天津为例，两市搭乘动车往来仅需35分钟，但天津的健康码来到北京，却不被北京承认。

3月27日上午，江西九江的交警与湖北黄梅的交警在地界发生冲突，特警介入后发生混战。（网络图片合成）

政令无法下达 地方自保不甩中央

中华亚太菁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智盛接受专访时谈到，各省健康码互相不采认，江西九江人阻止让湖北黄冈市人进入，代表这次疫情凸显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并非铁板一块，能够垄断主导一切，也就是上令不一定能下达。”

从2月初中国各地自行封城、县市等，就已经看出这样的端倪。王智盛说，这代表中央与地方，在承平时期是阳奉阴违，如今是攸关性命危及之时，就是优先自保。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承受疫情再度扩散的风险，加上地方民众的怨气也难平，因此中央下达命令，地方也就做做样子，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中央政令其实无法真正下达到地方。

王智盛说，现在地方已经有“自治自理”、“诸侯割据”的趋势，平常相安无事时还未明显，但一爆发危机时，地方的力量就出现了，相应不理、互不承认的状态就非常明显。

中共数据造假  中国民众：常识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教授兼所长罗承宗受访时解析，这代表中国疫情还是很严重，并非向中共官方说的零确诊，从各省民众冲突、互不给予通行就可看出端倪。

为何宣布疫情趋缓、得到控制，江西却还是阻挡疫情源头的湖北人民？罗承宗说，中国人民都知道官方数字背后就是这么回事，中共一贯作风就是“坏消息会少报，好消息会灌水。”当发布确诊数据时，都知道需要用乘以几倍的方式来看。

过去长期往返两岸的罗承宗提到，若有机会与中国基层人民聊天，已经没有人在相信中共官方数据了。他说：“这已经属于常识。”看中共数据不能仅看表面的数字，而是要看在中共造假文化脉络背后，官方宣布的数字到底要往上加，还是要往下减，这样才精确。

他进一步分析，中共发布数据长期以来被外界所质疑，要充分理解，就必须回溯至中共建政历史。他举出，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的那个时代，当时所有的数字都是做出来的。比如Ａ县的大豆产量10公吨，B县报出来的数字一定会多余10公吨，“事实不是重点，就是一种造假文化，也就是好消息要多报。”

他再以四川大地震为例，A县死亡人数10人，B县就会报死亡人数为8人，就会竟量少报。罗承宗说，当然爆出来的数字都是假的，这就是中共官方数字的逻辑。

大跃进年代，《人民日报》当年为“超英赶美”登载亩产小麦逾3万6000多斤的浮夸报导。（网络图片）

自保是人的本能，中国人民也知道官方宣称疫情已平息，目前零确诊是不可信的，各省当然会自己想办法提升自身防护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湖北省被官方解禁后，江西省却持不同看法。

分析：中共内部危急

当发生重大危机时，地方自保意识出来后，就会成现出湖北、江西两地出现严重冲突的情况。罗承宗分析，过去若发生两省严重冲突事件，中央会率先出来平息，但如今两省人人民为了防疫打起来，却未见中央出面，这代表现在中共内部局势情况很危急，地方必须先自保为上。

对于中共官方数字的解读的方式，以及背后所代表的意义，罗承宗透露，这是一位中共干部亲口跟他说的。他建议，要了解现在真实的中国，就必须要多读点中共建政历史的过程，若没有跟他们多交往了解，是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解读官方讯息的。

忧“健康码”成监控利器

此外，“健康码”就是收割数位控制的成果。王智盛担忧，健康码在这次疫情被广泛使用后，未来恐怕出现各式各样需要民众登录的细项，也会越来越繁琐，这态势将在中国变成“常态化”。尤其在疫情的恐慌之下，就怕有些中国民众还认为这是好的，只要没有犯错也可接受人脸变识，对于隐私被政府全部掌控也感到无所谓。

他认为，当时中共在推行社会信用体系时，就已经有民众被洗脑了。未来中共恐将会打着“健康码”对于控制疫情的成效，作为强力监控的理由，当这一波疫情过去后，中共政府恐将社会信用体系、科技监控等手段，借机正当化，把监控无限上纲，才是中国人民面临的新一波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