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2日消息,中共高层2月12日召开会议强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即日开始正式实施分批分类复工复产工作。

然而,从各地现状来看,企业复工复产面临政策打架,企业及员工两头受刁难的困局。

一方面,各地政府下令企业开工复产,另一方面,各地防疫部门又禁止人员回流聚集,导致员工们先被命令回厂,后又被禁止进厂回宿舍,让工人们进退两难,以至于流落街头。

2月20日下午,西安高新区丈八街道办事处门前,十余名返厂复工员工前来维权,他们向政府人员反映:政府下发复工通知,公司催促员工抓紧时间返厂复工,许多员工接到通知后,从各地返回西安高新区准备上班,但是来到厂区后,政府防疫部门又禁止进厂及返回宿舍,说是没有接到上级防疫部门的通知。现场女员工痛斥说;复工是政府通知来的,我们来了又不让进门,也不让回宿舍,想返回老家也被封路,真是上天无门,下地无路啊!到了傍晚,街道办也解决不了这一难题,部分员工因此无处可去,只能流落街头席地而睡。

更早前的2020年2月7日,几乎是一夜之间,西安几乎开始进入全面戒严。不止是陕西多个高速出入口实行管控,西安多住宅小区也陆续流传出关于外地来人来车的严格管控。

这一天,春节前就回到老家甘肃过年的谢强,因为接到复工通知,刚刚赶回西安。他准备到了租房放下行李后,就先向公司报备,自己居家隔离14天。但,他被拦在了租住小区的大门口。

物业告知他,接“上面”通知,从外地回来的租户不得进入小区,可在回到西安之前,谢强没有接到房东的任何通知。夜已深,任凭他怎么解释自己在老家从未外出、回西安的路上也全程做好防护措施,物业也只回一句:“不能进,去酒店吧”。

无奈,谢强只能拖着24寸的行李箱流落街头。冬夜的寒冷和赶路的疲惫,让他生出一股强烈的抛弃感。彼时,他的猫,还独自在租房里饿的喵喵叫,春节前回家时,谢强没想着疫情会爆发到这么严重,于是只给猫放了9天的粮食。现在,他又进不了小区,独自一人在西安上班的他,不知道该求助于谁。

2月初,湖北籍农民工周某乘火车来到西安务工,但由于突遇防疫封路,防疫人员禁止他继续前往务工地点。无奈之下,周某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作下一步打算。不料,除夕前后武汉疫情加重,西安市疫情防控措施随之升级,返程火车也已停运,西安旅馆也不再接待湖北籍人员,周某一时找不到住处,只好流落街头。

租住在长安区的“Cathy”(化名),因为接到复工通知准备坐火车回西安。出发前几天,她与房东沟通过,确定小区让外返租户进入。但到了小区门口,物业却说什么也不让进了,只是甩出一个街道办电话让Cathy自己联系,然而,街道办电话全天忙线。再问房东,房东表示小区的规定,自己也没办法,前两天还不是这样。Cathy觉得自己在西安的大街上,被物业、街道、房东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此后,政府又通知外来人员到酒店隔离。但酒店隔离的安全性和费用,成为了挡在租户面前的两座大山。并且政府告知必须去统一划分的隔离酒店。300块一天,14天的支出,让尚未复工、疫情下前途未卜的人们倍感压力。

一方面是高层政府要求复工复产,另一方面是各地严格封路防疫,导致大量复工人员返工后又被阻隔在外,进退两难,甚至流落街头。

防疫与复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为是一对矛盾体,其中疫情防控风险是直接的显性责任,一旦出现因复工复产导致新增疫情失控,则要面临直接问责;而复工复产与经济社会复苏,则是间接的隐性责任,短期内影响不明显。因此,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双重目标下,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实践中采取了“宁左勿右”的变通执行策略。

在用工大省,当地政府为了防疫政绩,变相的压制复工政策。他们举起防疫的大旗,变相对劳动力流入设置高门槛。除了来自重点疫区的一律不接收外,所有外来人口一律需要隔离14天,且劳动力流入与企业复工被捆绑在一起,未获得复工审批的企业老员工不允许返回工作地。还有,一些租住小区的街道办、社区,他们对从外地返回的员工有抵触情绪;也有部分防疫部门规定,中年人因为免疫力差,不被准许进入工厂工作,导致许多复工人员无处可去,一些人甚至流落街头。

来源:民生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