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造成中国官场腐败盛行的根源,都不偏不倚地指在“体制”这个核心点上。 (Getty Images)

继富豪移民潮、资金外逃潮、民企倒闭潮、外企脱逃潮、网贷平台爆雷潮、房企倒闭潮、员工失业潮、民工返乡潮、银行倒闭潮之后,中国又迎来了一波官场“辞职潮”。

当官不是铁饭碗吗?官员们为何也要辞职呢?据多位大陆公务员向作者反映,如今在中国当官不是一个好差事,许多地方官员都在借各种理由和借口离职。据了解,中国官员辞职主要有以下四种原因:

一、领不到工资还要被集资

据某县一商务局副局长反映,该县前几任县官为了完成市里下达的GDP任务,县政府便无休止向银行举债,用于搞新区,搞工业园,如今新区的高楼遍地,但却空无一人,工业园到处是厂房,却是杂草丛生,几乎成了废区。

这位副局长说,县里的GDP是上去了,当官的也升迁了,可留下来的却是一地鸡毛。现任县长不愿意背锅,几次向市里请辞,但都遭到拒绝,市领导让他想办法,只要能稳住大局,就是大功一件。可市里也是债务缠身,又无法给县里提供资金,银行贷款又越来越难,县里的五保户也已经很久没发钱了。为了稳住局面,县政府不仅半年多不给公务员发工资,反而还要向底层公务员借钱,说是算利息。

县政府规定:普通公务员每人2000元、副科级干部每人5000元、正科级干部每人1万元、副处级干部每人2万元、正处级干部每人5万元。就连老师和已退休的干部都要借。由于没人愿意拿钱出来,县政府就通过财政直接从工资中扣除。

该县—位公务员反映,一个正科级干部每月的工资加补贴也只有2800多元,如今又没有福利分房,公务员靠正当的工资收入,维持正常的家庭开支都困难。

二、工作压力大,完不成招商任务

民企纷纷倒闭,外企又拚命外迁,中央又不断压缩对民企的贷款指标和各种补贴政策,而上级下达的GDP指标却年年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除了数字造假,就是给各单位的公务员下达招商引资指标,甚至连公、检、法、城管都有招商引资和罚款任务。完成任务的除了奖励还可升官,完不成任务的要受罚,甚至还要降级或免职。但真正能完成任务的只是极少数人。以湖北通城县为例:

通城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是咸宁、岳阳、九江交汇点,山区就占了全县总面积的42.84%。全县人口54万,县辖9个镇、2个乡。在中国2700多个县区中,通城县属于中等县城。

2018年,该县规定:全县要新引进投资百亿元项目1个,50亿元项目3个,1亿元以上项目41个(工业项目不少于20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72个(工业项目不少于35个),3000万元以上项目115个(工业项目不少于55个),到位资金119亿元。为了确保全县招商引资任务的完成,不仅是公检法和城管都有招商和罚款任务,而且连教育、卫生、环保部门也分配了招商任务,更可笑的是,就连火葬场也有创收任务。

该县还在通知中明确要求:各单位干部职工必须要积极参与到招商引资工作中来,做到“人人身上有任务,个个肩上有指标”。

县政府在考核政策中规定:实行招商引资与工作经费挂钩。承担招商引资工作任务的乡镇和县直单位,行政事业预算工作经费与招商引资任务完成情况挂钩。年终考核得分70分以上的,全额拨付行政事业预算工作经费,每少1分,扣除1%的行政事业预算经费。

县政府还规定:按季度和年度,对有招商引资任务的单位进行通报和考核。第二季度招商工作无进展的单位,要向县委、县政府说明情况,由县委组织部部长约谈单位主要负责人;第三季度招商工作无进展的单位,由县委副书记约谈单位主要负责人;第四季度未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单位,由县委书记、县长约谈单位主要负责人,并责成其单位主要负责人离岗招商,直至完成任务。

据一位大陆官员反映,近几年来,大陆有钱投资的人是越来越少,外资又引不进来,而各地的投资环境又越来越恶化,这种招商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三、害怕受到国际制裁连累家人

据香港媒体报导,据中国官方统计,九成以上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中国公民在外国取得国籍后大多不报告,以保留中国居民身份证,享有国内福利和退休金,拥有双重国籍的大约有800万人。这其中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中有5.6万至6万人。那么,厅局级、县处级、科级及普通公务员又有多少亲属在海外留学或定居呢?

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透露,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数字早已翻番了。

中共的权贵们不仅有子女亲属在国外,他们还将大量的资金转移到了海外。2019年8月5日,中共财政部原财税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微博上透露,仅100位中国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就达7.8万亿美元。有媒体分析,中共权贵在海外的存款已超过20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他们在各国持有的股权和固定资产投入。

随着全球“剿共”战役的打响,中共的权贵们整天都在提心吊胆。2017年12月,美国正式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今年,美国又相继推出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在美国的推动下,欧盟、澳洲、新西兰、加拿大、台湾及西方各国都纷纷跟进。如今在西方各国对中共“人权恶棍”已形成了人人喊打的局面。而中共权贵的亲属和资产又大部分都在美国、欧盟、澳洲、新西兰、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据明慧网公布,截止2019年11月15日,明慧网“恶人榜”共收集了逾10万名“人权恶棍”名单,并已将名单送达到各国政府加以制裁。这些人主要是在国内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可这份名单还不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内地其它人权迫害者,如参与计划生育、强征强拆、迫害宗教、迫害访民等人权迫害官员。

在中国,迫害人权的不仅是公安、国安,几乎绝大部分基层干部都参与了人权迫害活动。没有参与的只是极少数人。若要严格按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执行制裁,中国的公务员、村官及各单位外聘人员几乎90%以上都犯下了反人类罪。

四、在中国当官没有尊严且政治风险大

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意思是各行各业都是低贱的,只有读书入仕才是高尚的职业。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都比普通老百姓高人一等。作为特权阶层的中共官员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随着中共政权的腐朽与没落,政府官员早已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公务员早已不是为人民服务了,而是维护中共独裁统治。在平时的工作中,公务员乱收费、乱罚款、强征强拆、打压访民、强制计划生育、迫害宗教人士等都是常态。而这些又都是与老百姓为敌的工作。有人说,过去日本侵华有“三光政策”,如今中共有“三要干部”,即:要钱(罚款)、要地(强拆)、要命(计划生育)。可见,干群关系不紧张才怪呢!

某县一位已离职副县长曾向作者诉苦说:“当公务员不仅工资低待遇低,平时在上级面前都是点头哈腰,在百姓面前又要当恶人。现在当干部连做人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如果没钱送礼,你又看不到前景,而送礼和收礼又可能出事。如果捞不到一点好处,我还不如去当个体户,还可图个心安理得。”中共官员普遍反映,从2013年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后,公务员过去的优越感已彻底失去,而且政治风险越来越大。

2014年两会期间,北京市高院曾介绍,5年来北京法院系统共有500多人辞职。据北京朝阳区法院一名前法官介绍,近几年北京辞职的法官是越来越多。

工作量大可工资又不高,晋升空间狭窄,这是法官们普遍反映的问题。北京法官都要辞职,地方基层干部辞职就更不奇怪了。

“官员辞职潮”是政权即将崩溃的前兆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要想留住人才有六个前提条件,即:前途、名誉、社会地位、物质待遇、工作环境、工作稳定。当这六个条件大多数都不具备时,就很难留住人才。

从目前中国官场的情况来看,除身居要职的官员外,一般干部不仅待遇低、名声差、工作环境差,而且社会地位也不如从前。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公务员早已成了一个“高危职业”。在这种大环境下,那些有理想、有能力、有正义感强的精英人才,他们自然会选择离开公务员队伍。

大厦将倾,智者先逃。从自然规律来看,企业辞职的人多,说明这家企业快撑不下去了;官场辞职的人多,说明这个政权即将要崩溃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的不断加重,未来中国公务员辞职的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