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中共红军。(网络图片)

龚楚即率1200人进至湖南彬县黄茅,迅速打开局面,发展湘粤桂边区赤色武装。由于国军一时无力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时间和空间。”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饶了我吧!中国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这个负载中共湘粤桂三省军政重任的“最高长官”,出于对遥控中共的“第三国际”的愤恨与党内残酷斗争的恐惧,竟撂了挑子。龚楚避开身边特务员,只身巧妙逃脱,留下一份声明给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地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

1971年初,龚楚在自序中陈述何以脱红:“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作者:裴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