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一月斯大林发动苏联农业集体化,强制农民放弃土地、牲畜、农具,饥荒和镇压,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斯大林亲自承认过)。(开放杂志)

七十九岁的前苏联退休军官巴夫洛维奇中校,回顾他童年人吃人的经历,重现斯大林三十年代恐怖的剥夺农民的血腥政策。

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多年的维佳,退休后常与我聊天。说到一些他认识的老军人们道出的鲜为人知的黑暗过去。例如: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斯大林下令把监狱里关的重刑犯人(十年至二十五年徒刑)全部放出来担任残忍的送死队。把他们送到最危险回不来的地方去打仗送死。

战争期间,许多壮年红军士兵解决不了性饥渴的问题。部队唯一的女性就是护士或者医生,但是除了当官的,士兵如果与护士发生关系或者强奸护士是要枪毙的。这些憋得慌的男人,就在战场上寻找合法的机会。一位女护士刚被打死,大家立刻上去扒掉才牺牲者衣裤,轮流奸淫体温尚存的尸体……

苏联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时候,在计算的不同距离,放下坦克车、动物,远一点的是大批身穿防化服的士兵组成人墙进行活体试验。防化服装的性能品质不可靠、不起作用,许多士兵当场毙命(核辐射后遗症多啦)。

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十一点,我们去拜访一位年事已高的退役军官: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中校(以下简称巴中校),他精神矍铄地站在远东军区司令部军官家属楼迎我们。

巴中校被迫当兵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下面是他讲述的人生经历:

一九三三年强制征集粮食

苏联十月革命后,到处红色恐怖,滥杀无辜,男人缺少。父亲找了一位姑娘结婚生活。他们没有房子,就到乡下住在教堂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饲料室内里。出生了我们姊妹四个人:我是老大,余下的三个是女儿。

一九三三年集体农庄运动开始了!,从城里派出大批工人党员工作队下乡征集粮食。按照党中央命令工作队不顾农村现状。盲目确定指标,硬性规定每家必须缴纳多少粮食,不按规定数量缴纳粮食就地枪毙。

农民有少数把活命粮食藏了起来的,“工人老大哥”搜查出来一点,也要把人枪毙。那一天我家进来了三名城里来的共产党。其中一个女的,上身穿着皮夹克,腰间挎着一把手枪。扫视了一下我们一贫如洗的家,就动手寻找粮食。搜查出还可以供我们全家人吃两天的大麦,全部装入口袋;又在一个破木箱里找到了一公斤多散杂粮食,也全部扫入口袋。母亲看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只有这一点维持生命的口粮,就伸手争夺,母亲手里抓住米袋子不放,用牙齿咬他们的手背。那个女的掏出手枪,雨点般地砸向母亲的头和脸,打得鲜血直流。这时候他们三个人坐下来写判决书。并当场宣读:布尔什维克法庭决定:抗拒交纳粮食,一家人全部枪毙!

他们分别掏手枪时,是母亲拯救了全家。她挣脱跑出屋外,大声喊叫:“共产党员要杀我们了,共产党员要杀我们全家了!”周围农民纷纷拿着铁铲铁叉跑过来把他们围住了。两名男人胆怯了,说:我们晚上再来执行枪决。说着他们就退却逃走了。

邻居们告诉我们,红色政权必然要来报复,让我们赶快逃命。妈妈去找来了爷爷,他赶来一辆大马车,让我们全家人躺在车上,身上盖上大麦草,然后向上面装了满满一大车牛粪。拉着我们出村庄。全家人逃到森林里,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猎人临时住的小窝棚猫下来。当时全家只有一个大圆面包,我们分吃了两天。

逃到森林,开始吃死人维生

过去了几天,一点吃的也没有了。爸爸要我回村庄里去寻找点儿吃的。就交给我了一把斧头,一个口袋。母亲还是决定陪我同去。我们走了几户人家,人都没有了。到邻居家,一看十三岁的男孩子别佳死在屋子里。就大喊“妈妈,别佳死了!别佳死了!”妈妈让我用斧头砍下他的腿和胳膊回去吃。并且嘱咐我,不能砍脑袋,那就不尊重死人了。我们拖着死人的胳膊和腿回到了森林里。

从此吃死去的人肉,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活命食品。六岁的我(一九二七年出生)从此负担起养护全家六口人的重担!我每天出去寻找尸体砍下肢体背回来。有一次一条活活饿死的牛,只有皮包骨头,扔在了村庄边。我发现牛肚子已经被狼撕着吃了,就砍大腿砍脖子皮。

这时候已经冬天,气温在零下摄氏二十五度到三十度。村庄里被枪杀死了和饿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无人掩埋,变成冷冻僵尸。半年的长冬,我每天出去寻找尸体和新打死、饿死的人。那时候宣判执行枪决的人家,逃跑出来,躲藏到森林。寻找死人吃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经成帮结伙了。每当村庄里向外扔死人的时候,我们大家趴伏在远处瞧着,等着,等他们走远了,我们一拥而上,纷纷砍剁软绵绵的皮肉……

村子多数人被打死或饿死

一年以后,在一个农庄担任文书的舅舅,给父亲找了一份工作:一个偏僻的山林作护林人,我们才在那里搭起来两间草窝棚栖身。

在那两三年的期间,躲藏无产阶级专政在白雪覆盖的深山老林,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饿死了。巴中校说:“我虽然长期吃人肉,但是我可以保证–我没杀死过一个活人,没有吃过活人!”

维佳帮着解释:他一生特别痛恨列宁和斯大林灭绝人性的政策!

全家人甚至没有棉衣、棉被御寒。冰天雪地的天亮爬起来,面对着外面堆放的死人断肢残臂,怎么都够一天果腹;住处周围,堆积如山是人的骨头;一个少年儿童在过膝齐腰深的大雪中,挣扎出来奔向远方,寻找各种面孔痛苦死亡的尸体,砍成拿得动的小块拖回来。七十多岁的俄罗斯老太太,曾经向我说,三十年代,饥饿的人们在自己土地里挖出一个生土豆吃,立刻被处死!我现在才懂得了它的份量。

被共产党枪决打死的人和活活饿死了的人,太多太多了!卫国战争期间,人们都没有那个时期挨饿、困苦、朝不保夕。这就是走“集体农庄”道路。

除了城里派来的共产党员工作队,当地农庄的少数布尔什维克党员,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配合帮助行凶抢劫。村庄里一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饿死了……能对付活下来的,都是皮包着骨头的骷髅,刮大风一定能够把人吹倒!

“你们那个村庄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我问。

“有几万人–最少两万人以上。村庄在伏尔加格勒,归萨拉托夫市叫“亚切夫斯卡”。

父母辛勤能干养活十三个儿女

说到后来:“妈妈曾经给一户富裕的家庭当过女佣,那户有见识的人家告诉妈妈,‘想方设法让儿子读书吧!’妈妈牢记住这一条出路,把我前后送到远处十几个农庄,更名改姓十多次,终于在建筑大学毕业。我报名当了兵,经过考试授少尉军衔。是部队的建筑工程师。二十五年的部队生涯领导了好多规模宏大的建设工程。

“一九五一年开发军事工业新城市‘共青城’,我们到那里。认识了我的太太,我们结了婚。”他的太太看着我在摄影记录,就找出了他在部队穿的军装:肩牌上两条杠两颗星,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太太帮助他穿上,让我继续摄影、拍照。

“我们是同龄人”,他的太太卓娅说。“我们家在毗邻新西伯利亚的阿勒泰地区,名字叫做茨别那依郭勒斯克。那里是高寒地区,冬天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六十度。

我父亲是最勤劳能干的农民。“新经济政策”的几年里,父亲盖起了四间大房子,母亲前后生养了我们十二个女儿,父亲让她再生,第十三个是个男孩子,我们的弟弟。养育十五口之家,能够生活富裕多不简单!是“十月革命后”农村中幸存的能人。

“一九三三年同样的罪恶政策也施行到我们那里。父亲被定为‘新富农’。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房屋财产全部没收,谁让你敢在共产时期先富起来?父亲逃到深山里,免遭处死。

“母亲带领我们十三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后来孩子们陆续大了一点,就送到了孤儿院。父亲东躲西藏还是被抓住。让他到军队前线“送死队”。还算幸运,父亲由于能干会做饭当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烫伤了双腿,才活着回来了……

七十九岁的安娜,是位美女。这位“新富农”的女儿,天生遗传基因就是能吃苦、能干。苏联解体以后,年近七十岁的她,肩扛手提当“倒娘”,一趟又一趟的跑中国绥芬河,买货回来卖,硬是为五十多岁的儿子买下了一套房子!现在的退休金每月四千卢布,丈夫六千卢布。

把历史、真实的经历如实地讲述出来,巴中校如释重负。显得松了一口气。我告诉他们,让世人知道这一段秘闻,也是对历史的贡献和交代。

作者:田元  来源:转自《开放》200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