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期间,北京教师声援学生。(图片来源:大纪元)

在台北自由广场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演讲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刽子手们立即开始清除血迹,毁灭罪证,并且消除记忆。那是对抗争者和死难者的第二次屠杀。

暴行没有在1989年结束,中国政府对良心犯、人权律师、藏人、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记者作家的迫害从未停止,并且变本加厉。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暴政可以让15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但这发生在21世纪的中共统治下。关押了两百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每时每刻都有洗脑、酷刑和死亡发生的集中营,发生在21世纪的中共统治下。大屠杀之后是集中营。而集中营之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等着世界的是什么?

1989年北京的枪声震惊了世界。但三十年来,中共不但挺过了屠杀之后的全球谴责和制裁,而且变得更加强大和飞扬跋扈,正在向全球输出专制模式,成为自由民主秩序的最大威胁。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在世界各地明里暗里骚扰和压制批评者,还公然流氓到在越南、泰国和香港把异议人士绑架回国。天安门屠杀有罪,但那些用红地毯来迎接刽子手、那些只顾发大财、不顾人权民主、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政客和商人们,就完全没有责任吗?

中共不但继续维持着野蛮的专制统治,而且还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尖端科技,建立起史无前例的高科技极权主义:DNA采集、人脸识别、声纹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防火长城、金盾工程、社会信用体系、数以亿计的监控镜头……这种高科技极权主义,已经超越了乔治・奥威尔想象的歹托邦“1984”。

大屠杀造成了普遍的恐惧,而恐惧变成沉默,长期的沉默又转化成冷漠,转化成“抗争无用”的犬儒主义。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信息封锁、洗脑宣传、愚民教育和仇恨教育,加上腐败猖獗和社会不公,造成了普遍的奴性人格、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那种“只问胜负、不问善恶是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叫流氓主义。最可怕的暴政,不是镇压反抗,而是让你不知反抗、不愿反抗、甚至自愿去维护的暴政。

但总有一些人,鲜血的记忆、内心的呼召和自由的渴望,不会被碾碎。1991年我开始在北大读书,当我看到一张张被坦克碾成一摊血肉的照片时,我和这个政权的对抗就注定了。我后来从事人权律师、从事民主活动、从而被停职、被软禁、被绑架、被酷刑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共产党如何能清除我们心中的记忆?就算我们能遗忘,中共自己能忘得了吗?直到现在,天安门母亲被集体失踪,制作六四纪念白酒的民主人士还在监狱,我的很多从事维权和民主活动的朋友都被软禁和强制旅游,网络上关于八九六四的各种文章、照片被删除,哪怕只是一些隐晦的暗示。这么一个蛮横的超大政权,何曾消除过对人民、对真相的深深恐惧?这样一个恐怖的政权,难道不是必须被颠覆?!这样一个恐惧的政权,难道不是必然被颠覆?!

今天我们也要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来,我们来到自由广场,不仅仅是为了记忆和纪念,也不仅仅是为了致敬和反思。我们要行动、要抗争、要颠覆!不推翻中共,中国人不会有自由,台湾不会有真正的安全,而全世界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两个星期前,我和蔡英文总统见面时,向她建议,台湾应该公开地、明确地强烈地谴责中共在新疆的集中营。不管你的倾向是自由主义,还是福利主义,我们共同面临的,是中共以国家为名的恐怖主义!不管你来自蓝营,还是绿营,我们面对的都是共产党的集中营!我们有责任站出来,因为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我们有责任抗争,因为你、我、他、我们全都是大屠杀和集中营的幸存者!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今天的集中营,就是明天的中国,而今天的中国,将是明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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