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左）与赵紫阳1982年在一起。(Getty Images)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1987年初下台，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原因众说纷纭。时至六四30周年，胡耀邦去世30周年忌日之际，网络又热传文章，称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告状是胡耀邦被迫辞职的诱因。真相如何呢？

中共前中央党校第一副教育长兼理论室主任吴江多年前在香港出版的《十年的路》披露称：“胡耀邦的突然辞职下台，可以说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赵紫阳既上书责怪胡耀邦过多干预国务院事务于前，又指责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于后。把两个严重的罪名加到胡耀邦头上。”

《十年的路》还表示：“然而，赵紫阳未深思‘唇亡齿寒，胡倒赵孤’的道理，在当时那种情形下忘掉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和确有的历史教训。”

不仅如此，吴江还在书中提到：“1984年5月26日，赵紫阳又亲自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请求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及早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此信致邓并抄送陈云，但这样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却并未同时抄送胡耀邦。所以此信虽然未点名，其针对性是清楚的。这当然是一件严重的、非同寻常的事。这封信后来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由原中顾委主任薄一波在批评发言中宣布了。

但据称赵紫阳对上述说法表示不认同。2002年，曾有一份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访谈记录文稿 。赵紫阳对尤其是胡耀邦主要智囊吴江对他在胡耀邦倒台问题上的非议，进行了自我辩解。

在访谈中，赵紫阳对此事忿忿不平，他说：“有一本书，吴江写的‘十年的路’，我是很不高兴的。一九八四年五月，我的确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就是关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和完善中央领导制度。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过这封信。他说‘赵紫阳也给我写了信，提到趁我们老一辈健在’，但是具体内容却没有讲，因此造成了一些误会。既然邓小平没有读过这封信，吴江怎么会知道这封信就是反对胡耀邦？事实的真相吴江是知道的”。 （注：吴江在书中写道：“赵紫阳又亲自向邓小平、陈云写信，责怪胡耀邦对国务院工作干涉过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现在两老还健在，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这当然是一件极其严重的、非同寻常的事。”）

赵紫阳进一步指出：“胡耀邦的去留，根本就不在我这一层所能决定的事。（注：当时赵紫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国务院总理）我与胡耀邦的确在工作上有矛盾，由于这种工作上的矛盾，我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也没有帮他说话。（注：有关胡赵在工作上的矛盾，系指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任上常常插手赵紫阳主管的国务院的工作，导致当时的国务院系统内对其颇有微辞。）尽管当时我可以表达一下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没有说过落井下石的话，也没有做过落井下石的事。”

赵紫阳认为：“即使没有发生一九八七年的学潮，胡耀邦也会下台。其实，在一九八六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前，我就感觉到胡耀邦的前景不妙，可能要倒。因为当时邓小平曾就反自由化的问题，前后三次托人给胡耀邦带话，最后一次是由我转达，连打了三次招呼，希望他（胡耀邦）做为总书记，对这个问题要有所重视。按照党内的惯例，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应当主动去见邓小平。但是胡耀邦没有理睬。当时连李瑞环都打电话给万里，说自由化搞得太严重，应当加强手腕。最后，是‘七人小组’以邓小平为首，其中邓小平有拍板权，陈云有否决权，并听取李先念的意见，做出决定要胡耀邦下台。” 赵紫阳表示：“胡耀邦下台前后，我注意到邓力群起劲地批胡，为了不让左派（邓力群）上台，才没有推辞地接过总书记职务。我认为能够抵挡左派的只有自己。当了总书记之后，就做了胡耀邦未做的事。”

据赵紫阳回忆，他上任不久，就对邓小平汇报说，“反自由化最后就是反改革开放，反到你的头上”。邓小平听后默默不语，赵的心里于是就有了底，随即发动反左运动，把邓力群打了下去，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也在一九八七年寿终正寝。（注：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赵紫阳主持下达了中央“四号文件”，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只限于党内，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以正面教育为主”。）

赵紫阳在访谈中表示：“当了总书记之后，才发现自己对政治也不太懂，不是一个战略家，干国务院总理还是合适的。”（注：参见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赵紫阳会见“朝日新闻”社社长柳东一郎时所说：“我现在要努力进入（总书记）这个角色。命运已定，在劫难逃。”因此，政治问题主要依赖鲍彤。）

赵紫阳说：“当时（注：指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及提名由赵紫阳代理该职的决定之后）我曾考虑请万里出任国务院总理，但是也有不少人向邓小平和我游说，说李鹏知识面宽，不过也有不少人说他只懂电力不懂经济。说他的知识面宽，不知道宽在何处。在李鹏当总理这件事上，邓大姐（指当时的周恩来遗孀邓颖超，也是李鹏养母）是不是发挥过作用，我并不太知道。在总理人选上，当时比我年轻的只有李鹏和田纪云，我并没有推荐过田纪云，外界的说法不对。”

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1月15日曾发表中国历史研究者施滨海的文章称，随着时间推移，吴江书中有关他认为赵紫阳在胡耀邦被迫提出辞呈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显现出越来越多的硬伤，特别是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已足以纠正那以讹传讹的失实之处。

比如，像在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宣读赵紫阳1984年5月给邓、陈信这件事，赵曾十分遗憾地说，有没有薄念信这回事，不少参加“生活会”的人都还在，稍作了解，就不会发生后来有关这封信的这样和那样的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