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的前世今生

户籍，在中国最早成型于秦朝。然而现行的户籍（户口）制度，却是中共继承自前苏联的，用于控制中国民众的一种严苛手段。最近十余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户口已经越来越阻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事实上，中共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1958年，中共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了户口制度，将中国民众死死地捆绑在户口上，便于中共对中国人进行严密控制。

也就是说，中共的户籍制度本身就违反了它自己制订的宪法，是违宪违法的“非法条例”。

中共体制内对户籍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社会层面：1. 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2. 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人为制造出城乡阶层间的巨大鸿沟，将中国人按照户口的“含金量”划分为三六九等。3. 遏制了消费市场的发展。大量城市务工农民，连基本的生存条件及安全感都没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稳，城市需求及消费畸形发展。

对于中国户口最初的、也是其最重要的用途–控制民众，中共体制内的研究只能是避而不谈。

开放落户的背后隐秘

不过在当今的技术和现实背景下，户口的初始目的，早已被智能身份证、手机监控、“天网平安”、大数据应用等等整合而成的“全民监控系统”予以实现。

而且，中共的全民监控系统对民众的控制力度，远远超出了户口。最新曝光的第三代身份证具有定位功能、可被公安随时定位的消息，就是力证。

尽管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各界要求取消户口的呼声不断，但一直遭中共拒绝。甚至河南省会郑州市2003年曾试行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户籍新政”，但旋即被叫停。

直到2014年中共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之后各地才陆续施行户籍改革，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彼时“天网”摄像头已经遍布全国，“平安城市”“雪亮乡村”监控系统已在全国全面铺开。

对中国人控制力度远超户籍的“全民监控系统”，并不仅仅只有视频和网络监控，从社会信用到公共福利等涵盖中国民众一生、方方面面的一切信息，都被中共强制纳入到全民监控系统中。

例如中共2014年首次宣布建立“社会信用系统”，利用社会信用这种财务讯息，将全国民众的言行都纳入监控。

2019年1月28日人社部发布一个《促进人才顺畅有序流动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其中，针对中国民众最关心的养老和医保、要如何改动以适应开放户籍，人社部的意见是“推广通过公安信息比对进行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模式”。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放开落户的过程中，中共也没放弃利用养老医保这些与民众切身相关的社会福利，来推进、强化全民监控系统。

既然户口控制民众的作用现已名存实亡，中共为何一直拒绝彻底淘汰户籍制，而是实施所谓的户籍改革来逐渐放开落户？

因为户籍改革的难点，不在于取消户籍，而在于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如果剥离了背后的就业、补贴、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和福利，户口如今在中国并无多大“含金量”。中共不愿废除户口的关键，主要在于公共服务严重不足，无法与城乡间可以自由流动的人口相匹配。

不过，近年来中共推进户籍改革的步伐徒然加快。2月21日，中共发改委公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

3月18日，石家庄市出台“零门槛”落户政策，成为全国首个全面开放落户的都会城市。零门槛落户实施后两天内，就有逾千人落户石家庄。

2019年以来，全国已有多个城市降低落户门槛，西安、广州和海口放宽了落户的年龄限制，常州、西安取消了购房落户的面积限制，而南京则降低了落户的社保缴纳门槛。

发改委4月8日通知出炉后，可以预见，除了13个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超大、特大城市之外，其余的二三线大中城市很快将会全面放开，或取消落户限制。

从去年底到现在，中共在过去5个月中，在户籍改革上的推进，比之前5年的动作都大得多。

中共为何突然在户籍改革上如此急迫？

答案显然不会是中共宣称的为了民众利益，中共用户口将中国人禁锢了60年，之前都没急着松绑；如今的急迫自然与民生福祉无关。

中共的急迫，应该是被迫，是中共迫于无奈，需要不惜一切手段来刺激经济。

2019年中国经济形势极度严峻，中共内外交迫下亟需手段来刺激经济，推延债务危机。这其中，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推延债务危机的重点则是稳住房市。

放开落户和城镇化，就是中共选择的政策突破点。中共寄希望于开放落户后，人口流动能刺激房市和消费。

放开落户难解危机

只是，放开落户很容易，但户口本背后潜藏的危机却难解。

1. 最直接，也最表面的危机就是人口危机。中国出生率已急剧下降，正面临人口老年化和劳动力不足的危机。

发改委4月8日的通知，显示中共似乎选择了“抓大放小”的战略，由过去推进城市均衡化发展，转向为重点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战略；都市圈之外的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并未得到政策倾斜，实际落入被放弃的境地。

如此一来，数目庞大的三、四、五线城市和乡镇未来可能面临人口加速流出的局面，房市和经济形势可能变得更加严峻，进一步下滑。

不过，即使是人口介于100万至500万、收到开放落户政策红利的大中型城市，人口危机也不一定得以缓解，反而可能会陷入抢夺人口的激烈竞争。

根据华创证券的研究，南京、杭州、武汉和西安等城市因为推行开放落户的“人才新政”，2017年户籍人口增速达到近5年的峰值，落户增长率是城市自然人口增长率的4-6倍。华创证券还发现，人才新政推动的户籍人口提升，明显推动了购房需求。

然而，发改委的最新通知意味着，除了北上广深等13个超大城市外，其余的大中型城市在落户政策上，几乎被拉平到同一起跑线，即将陷入争抢人才、人口的抢人大战。

以最先取消落户限制的省会城市石家庄为例，经济发展迟缓导致近5年来石家庄常住人口增长数量大幅落后于其它城市。3月18日的“零门槛”落户政策原本为石家庄增加了不小的吸引力，但如今的最新通知又将其打回原形。其它那些率先松绑落户的大中城市亦不例外，未来都会面临如何吸引或留住人口的问题。

2. 不过，户籍改革最大的障碍还是公共服务不足，各地政府无力提供与城市人口相匹配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而这一障碍对于中共而言，是彻底的无解难题。

以社会保障中的养老为例。中共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约4.8万亿元；整体上好像不是入不敷出，但确实已经是寅吃卯粮。

2017年中共人社部曾预测，中国老年抚养比将由目前的2.8:1达到2050年的1.3:1，即2050年1.3个人赡养1个老年人。

2019年4月10日中共社科院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到2028年当期结余可能会首次出现负数，而累计结余到2035年可能会耗尽。

也就是说，按照社科院的最新测算，不用等到2050年，2035年时中国人就会老无所养。

更糟糕的是，真实情形可能比官方预测的更为严峻。

中共实行的是统帐结合的养老金制度，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为现收现付，由现在的年轻人交钱支付给现在的老年人养老；个人账户部分的养老金不断缴纳积累，用于年轻人退休以后的养老所需。

然而社科院今年2月发布的《社会保障绿皮书》显示，目前个人账户养老缴费已经被用于支付当期退休者使用，结果造成职工个人账户为空帐。这就是说，年轻人现在缴费留存的养老钱，已经被花掉了。

而且，虽然整体上中国养老金有结余，但具体到各地差异极大，逾半省份养老保险当期收不抵支。

从中共财政部公布的2019年养老金中央调剂情况看，是广东、北京、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山东等7个省市，在补贴其余的22个省份。

再加上中共庞大的官僚系统所产生的养老、医疗等社保开支，更是一笔收支严重失衡的巨大负担。

因此，开放落户对于各地城市而言，有可能缓解人口流入城市的养老等社保资金缺口的危机，有可能解决政府的燃眉之急，但却无助于养老等危机本身的解决。

因为无论是养老危机，还是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肇因都是政府没钱，政府把从中国民众身上收缴的税金都用在了贪腐、维稳和政绩上。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二线城市和部分经济强劲的三四线大中型城市，房市未来很可能会因为人口流入而走高。与之相应，三四五线城镇的房市前景可能会更不乐观。

另外，尽管发改委通知中称，2019年底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要达到基本办学条件“20条底线”要求，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但在中小学学位不足的现实条件下，人口热点城市是否有意愿以及有能力，向落户新人子女开放学校和高考，就是一个现实的难题。例如，已实现零门槛落户的石家庄，其教育系统仍在研究是否对新落户家庭开放入学。

而医疗、住房、社保等公共服务更是如此，各地城市多是有心无力，难以负担扩大的公共服务。

发改委的人口新政，似乎只是着眼于中共刺激房市和消费的眼前目标，却未顾及中共体制衍生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危机。

落户放得再开，人口流入得再多，中共体制的危机依旧难解。

大纪元记者何坚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