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网络图片)

新年前后,中国知识界义无反顾,敦促中共实行真正意义的改革,走宪政之路。其中北大知名教授郑也夫的《政改难产之因》矛头直指加载中共党章宪法的党天下原则,指出中共在执政的大多数时间中,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70年的执政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他说,今后中共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加载史册的大事,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北大教授挑战党章宪法,大胆呼吁中共退场,将在知识界和全社会引起多大震动?中共当局又将如何反应?为什么知识界诸多人士挺身而出,频繁发声,且一浪高过一浪?

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主持人:许波。

胡平:郑也夫文章惊骇,最大胆最透彻反响最大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郑也夫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发表之后好评如潮,反响热烈。刚出现时被认为假冒,理由是大学教授肯定不敢如此惊骇。但是,获得认证之后,又被认为不过是平常之言,并不惊骇。我1982年在北京社科院认识作者。他是最早的海归,是个有意思的人。他的网上自述说,自己个性懒散、不整衣冠;有精神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自虐,不申报项目、不享有一分钱研究经费。这些总结了他的个性和为人的特立独行。2014年10月25号,陈子民先生追悼会,郑也夫作为老友代表各界致悼词。回到郑也夫这篇惊文,它有很多精彩语句,比方说,统治者任性是我们惯出来的;70多年来中共带来严重灾难,几乎没有任何纠错机制;除了78年之外,此前30多年没有纠错,此后也没有自我纠错,即便没有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新闻自由,也该广开言路,却是恰恰严厉控制和打压异议。即便是党内高层都没有民主可言,而是要维护核心,定于一尊。记得不久前的百名公知改开40年感言中,山东大学政治学教授冯克利说,“记得40年前天天活在盼著有人咽气的状态,现在又重回这个状态,悲呼!世事轮回竟陷我于大不义。”当时,只要毛还在就不可能改正错误,可见,这个机制是如何缺乏自我纠错能力。郑也夫的精彩言论还有,中共领袖能做出的唯一可以加载史册的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他说,这是符合广大人民和执政党本身利益的事情。蒋经国也说过,世上不可能有永远的执政党。意思是说,政治人物应该有野心,如果最高领导人仅仅要捍卫红色江山,便注定只配扮演继承者的角色;只有致力于改变体制才是真正的开拓者。总之,该文是这些年里最大胆、最透彻和引发最大反响的文章,值得一读。

胡平:多维反驳牛头马嘴,合法性焦虑不治之症

胡平说,多维反驳郑也夫的文章试图辩护中共合法性,但是对郑的批评牛头不对马嘴。我们不妨拿郑也夫的另一件事做类比。他曾经担任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顾问。中国政府1994年发布了政策,大力鼓励个人购买私人汽车。郑也夫反对,认为要吸取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前车之鉴:过度发展私车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空气严重污染和交通严重堵塞;发展私人汽车原来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但是结果适得其反;中国人口更多更密集,资源也相对更稀缺,所以会造成更严重的资源浪费、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2016年,郑也夫又发文称,“虽然我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我影响不了中国的政策”,并说,现在中国私车拥堵的交通就是对我等的最大嘲讽。当年,他掌握的反对发展私人汽车的道理可以辩赢所有人,谈到的相关事实也符合实际,也没有陷入虚无的空想。他一开始就知道,尽管说理说到透,但是不见得有多少人会听他:先富起来的个人们要炫富,政府要拉内需提GDP,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他预言的后果。他说的话完全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因此,他现在说出一番话,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是非常清醒的;也知道未必有人会听得进去,也不指望统治者立即改弦更张,或者民间一呼百应。他非常清醒,不过是把该说的说出来。所以,多维的批评不着边际。多维拿所谓打江山坐江山作为统治的合法性,恰恰说明中共没有合法性,意味着被统治者是在拳头下不得不服从,而不是从道理上认为应该服从。所以,打江山理论与统治合法性其实是南辕北辙。此外,拿政绩说理的话,其合法性恰恰在于,哪怕执政者政绩一塌糊涂,但是只要权力是合法而来,就依然是合法的。民选国家的总统有时民调只有10%,而反对派的民意支持度有时超过50%,但是,民选总统在任期内也依然是合法总统。哪怕古代的世袭制也是一种合法机制。中共既不是民选也不是世袭,自然先天性地缺乏合法性,永远都处在合法性的焦虑中,因此一方面伪造民意证明受到民众拥护,一方面要压制异议,担心被篡党夺权。这都说明,合法性问题是中共这样的政权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才有郑也夫提出的淡出论。

胡平:和平转型并非明君不可,大众参与才是压力

胡平说,郑也夫发文之后,不少人有异议,认为不可行,是幻想。郑也夫也说,和平终结专制历史,依赖共产党有个明智领袖,否则很难非暴力转型。我对这句话有些保留。实现和平转型的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并不都是明智的,其中也有一些很顽固的强硬派。东德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党领导人都是强硬派,但还是经不住民主运动的冲刷。1998年5月民运之前的印尼就有种说法,10人上街抗议政府不理,100人上街抗议政府要抓;10万人上街抗议政府就会谈判。意思就是民间社会的抗议、对自由民主的争取,取决于参与者的数量。如果参与者人多势众,再顽固不化的专制统治者也不得不让步。89民运一度取得很大进展。但不幸的是,64让大家看到了负面的结果。也许后来如果中国再来一次89,就不会再有64了;而很多人以为还会有64所以不会参加,结果就没有89了。这也是这些年中共日子好过的原因。当然,如果参与的人少但是仍然完成转型,这与统治者的素质和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章立凡:郑也夫用词体面,中共淡出恐与虎谋皮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今天的话题是我在贵台参加节目以来,迄今为止感觉最难谈的,因为它高度敏感。很可能我从此以后不能再说话了,不过我还是应该畅所欲言。中共走到今天是自己的果实。党天下按照中共逻辑就是打天下和坐天下。但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团体的天下。郑也夫先生的言论只是回归一个常识,说出大家想说但是不敢说的,就是谁干得好就干下去,干不好就淡出。郑先生比较客气,用了“体面淡出”而不是退出,就是有个阶段,逐步地、体面地退出,而不是一步退下,留了很大的面子。从去年两会的修宪,就是民间说的称帝,到现在经历中美贸易战,体制内外不满声音已经相对公开。其实,体制内外都应该考虑是否有退出机制,如何以最小代价,最好是和平手段来实现。但是,这个结果至少现任中共领导人不大可能接受。领导人此前的表态令人记忆犹新。他批评前苏联时说“没有男儿”的表态;还说过“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当然,这些话背后还有一些利益。中共执政70年现在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如果要求它在和平方式中让权,恐怕会被认为在与虎谋皮。郑也夫的言论在自由派中也会被认为是对牛弹琴。

章立凡:文明政权数人头非砍人头,郑也夫撕开口子

章立凡说,关于打天下坐天下,我过去谈过,在一篇文章中论述了家天下、族天下和党天下的区别。党天下是族天下的升级版,是利益集团控制国家权力,是禅让或者党内民主,也就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三种都是打出来的。但是从文明政治的角度看,现在的政权应该来自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这点上恰恰是中共软肋。蔡英文为何得以如此硬气应对中共发表的对台讲话?因为她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按照规则代表2300万台湾人民。她依靠的是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大陆领导人发表此番讲话正是台湾领导人时运不济之时,结果反倒帮了蔡英文的忙。中共强调经济红利和经济增长,意思是不论我是被选出来的还是打出来的,反正都养活了13亿人。其实这是本末倒置,到底是人民养活政府还是反过来?这是常识。说到经济红利带来的合法性,贵国总统川普(特朗普)贸易战一打,就把中共的仅有红利,而且大部分还是权贵霸占的红利,给削减了,导致进一步削弱所谓的合法性。至于社会阶层的知足感,相信所有阶层对钱包是有感的。现在高科技和相当部分制造业不是倒闭就是裁员,白领房贷成了问题,很多人有感。回到一个问题,无论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还是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当下都受到质疑。那么敦促中共加速改革的自由派会不支持郑也夫的观点吗?只是他们可能有各种想法,也许认为不应该由郑也夫说出来。还可能认为,郑也夫说早了,应该继续稍安毋躁拭目以待。他们潜意识认同郑也夫观点,只是不想过早报出底牌。应该说,郑也夫撕开了一个口子。我30年前和他一起参加政改多党合作座谈会时,他就说过“撕开一个口子”这句话。

章立凡:中共全自利不牺牲,改良革命不可偏废

章立凡说,我对中共政权的理解也经历了很长的心路历程。30年前和郑教授参加座谈会讨论多党合作时,我对中共政治改革有很大期待。我当时说,多党合作没有前途,除非多党竞争,就像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动弹肌肉会越来越弱。我是站在中共角度替他们设想。我甚至提出可以请台湾国民党回大陆竞争。还有人提出政治特区概念。我也谈到,中国事情要办好谁愿意做牺牲,应该是中共。30过去了,中共不仅没牺牲自己,更把自己的利益越做越大。就拿郑也夫关于北京汽车的分析来说,不久前有人发文称,“帝都车主究竟幸福不幸福?帝都车主最有发言权”,并历数政府如何加税、如何加收停车费等各种手段来提高政府收入,而管理并没有提高。所以,中共完全是自利型政府。我说过,政府毛病是人民惯出来的。2012年,我对政改还有一点儿最后希望。当是,新领导人要上台,其父又是中共改革先驱。我还解释了几个名词,说旧中国是宪政出现之前的中国,旧社会是公民社会出现之前的社会;改革开放是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党禁报禁。6年来,体验到的都是失望。现在,这种失望可能蔓延到体制内了。但是,尽管有人失望,不过,他们更多是希望换人而不是换执政党。要让中共自动退出舞台很困难。从历史角度看,改良和革命都是选项,不可偏废。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美国之音

2019-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