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下令张克侠策动了七七事变。(网络图片)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承认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原来国军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中共老地下党员,1948年,张克侠与何基沣在淮海战役中阵前倒戈,致使国军惨败。何基沣不是别人,正是卢沟桥抗日前线吉星文团长的顶头上司。张克侠的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的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于是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大家要问,抗日战争是外敌入侵,怎么可以算到中共头上?就算它偷袭国军,勾搭日本人,借机壮大自己,也没有直接杀人啊?历史公案,是非曲直,读完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为什么。

中华民国政府是当事人,他们的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民国26年7月7日晚11时,日军于北平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吉星文团长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发动突袭,国军守土有责,奋勇还击。”

这是很准确的事件经过描述,可惜谈的是结果,没有交待原因。其实,国军和日军都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

道理很简单,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写下民国百年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西安事变”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格局。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密令北方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一个“恼羞成怒”,一个“奋勇还击”,八年抗战于是开打。

李鸿章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同意拆毁大沽炮台,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带。(1923年,故宫太监湮灭罪证,纵火建福宫,意大利军队冲进去救火,不然紫禁城就没了。)这个不平等条约,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必须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止。欧战德皇退位撤兵,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放弃沙皇旧约。西方列强逐渐与民国友好,节制行动。只有日本扩大侵略,制造局部军事冲突,意图蚕食华北。国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九一八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

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宋哲元29军驻防平津地区。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在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龙王庙三发枪响)却没有日军演训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

日军也奇怪,人丢了还没找着,百人以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29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

蒋委员长说不知道何应钦答应日本人的私信,发现被共党钻了空子,挑起战祸,不由气得大骂:“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阅何致梅函稿,而更愤激,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2日)

我们再来看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

看到了没有,这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别动队,在两军之间的特殊活动?日军在城外找不到失踪士兵,才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听见枪响,越发担心失踪士兵的安危,当时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要求,于是发动炮击。

事变发生之后,延安大吹大唱:“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北方局马上后撤太原,太行山地区“游而不击”。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立此大功,43年提拔“二把手”,确立接班人的地位。八年抗战三千五百万军民同胞,死难血债都算他的,最后被老毛活活整死,化名“刘卫黄”骨灰也不知是真是假。历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吉星文死于823炮战,这是历史的讽刺。西北军一向左倾,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皆然。他的族叔吉鸿昌(宁夏省主席)是共产党员,和老蒋不对盘,后来也送了命。不然为什么这位“民族英雄”,八年抗战从未委以要职,胜利后才当上77师37旅旅长,蒋委员长到底是什么考虑?

我作这个历史推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资料:

一、当年那个被绑走日本兵的战友,1960年代在杂志作了一个访谈,说是晚饭后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装土匪,事情过了放他回去。在那个脸谱化的时代,认为是日方脱罪之词,无人理睬。

二、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承认了这个史实。原来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老地下党,他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三、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支那课军情特务出身),东京大审判出庭作证。卢沟桥的第一枪是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卢沟桥两边放枪挑起,而且是共产党和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勾结和操纵的。后来有人骂他“日本的犹大”,他就不敢说话了。

中国共产党快完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反人类集团,必须为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血债血还。我大约估算了一下,共产党直接或间接,大约杀害了二万万中国人。

大跃进最惨,人相食上史书,非自然死亡总数,估计八千万到一亿二千万。抗战次之,三千五百万中国军民牺牲。再来是国共内战1260日,49年后清洗国民党军政人员,土改时期杀地主打浮财,各项政治运动。相较之下,文革是共党整自己人,死人还算少的。

作者:朱仕强

2018-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