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简称。所谓“反革命”则是中共权势者用来构陷对方、置人于死地，且包罗万象的罪名。从1949年至今的近七十年里，中共用这个似是而非、莫须有的罪名，残杀、迫害了不知多少无辜的人士。既有中共的政敌，也有政治圈外的普通民众，更有中共自己的“同志”，弄到最后连刘少奇，邓小平，贵为“皇后”的江青都被扣上了这顶“反革命”的帽子。至此，当局才感到这个骗术有些“玩”不下去了，于是才只好“换汤不换药”地改为了什么“煽动颠覆”之类的罪名。可见这是当局数十年一贯害人的“法宝”。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搞的这个“镇反”主要还是用来报复、杀害它未夺得政权时，政治上的敌对者。

毛泽东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后，这个嗜杀成性的独裁者，连历代封建帝王都不如。封建帝王“得天下”后，多少都要搞点怀柔政策，大赦天下，以示宽容，让民众休养生息。毛则恰恰相反，用他在其《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决不施仁政”。所以他马上就磨刀霍霍向他过去的一切大、小政敌（包括千千万万已经放弃抵抗，愿意臣服的人），进行报复、清算，大开杀戒。其规模之广，其残忍凶恶，古今中外世所罕见。所以决不是“毛左”们说的什么“当时政权不稳，不镇压不行”之类为其开脱罪责的话。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毛是如何的处心积虑，如何的暴戾恣睢，滥杀无辜。名为“镇反”，实则是疯狂滥捕、滥关、滥杀已不再反抗的人，用杀人来“立威”以震慑广大民众。

食言自肥《约法八章》变废纸

1949年4月25日中共当局以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形式公布了一个被称为是对“新解放区的八项基本政策”。共八条，故又被称为“约法八章”。其中第五条黑字白纸地宣称：“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中共的宣传中甚至还说，对这此类人中有一技之长者还可量才录用。真是何等的宽宏大度。然而中共不但言而无信乃其“优良传统”，更善于预埋“伏笔”以备后用。例如这个第五条中便留有“除怙恶不悛的……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一语。日后中共在“镇反”中，“怙恶不悛”和“罪大恶极”便成了中共两把得心应手随意使用的杀人快刀。

1950年3月中共发布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中就把所谓“镇压反革命”列为全党的八项重要任务之一。所以并不是因为什么韩战爆发才引出了“镇反”（韩战是在1950年6月25日才爆发的），而是当局此前早就决心要“大杀一批，大抓一批”了。7月，中共的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说什么“镇反运动开始后，一度出现宽大无边的倾向”必须坚决予以纠正云云。从1950年12月起，中共更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而直到1951年2月，当时中共的“中央人民政府”才颁布了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至于什么“约法八章”从来就只是挂在嘴边上的“仁义道德”而已。

由此亦可见，当年所谓的镇压反革命，完全就凭毛泽东在会上大嘴一张，内部下个什么指示，就开始大规模抓人、杀人了，根本无法律可依。几个月后才搞了个什么《惩治反革命条例》，其无法无天尽至于此！而且就是这个所谓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也是个随心所欲，可随意定罪的条文。

它其中每一项所谓的“罪名”，其最高刑几乎都是死刑。而且极其草率、含糊，根本无细款、细则可循，如同儿戏一般。例如犯什么、什么罪，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几乎条条如此，千篇一律都是这样。什么叫“情节重大”？全由中共干部说了算。

杀人竟然按“人口比例”定“指标”

1950年初毛泽东便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同年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竟然讨论的是：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并且“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众所周知，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经贸，事先定立个指标，争取高产优质，这还勉强可以理解，杀人这种大恶事，竟也事先便预定“目标”，不杀多少人决不罢手。则虽商纣夏桀，秦皇雍正也闻所未闻。然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就要干出这样前无古人，“独领风骚”的怪事。公然“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这哪里是在谈“人”？完全如同说宰杀圈内的牲畜一样。如此灭绝人性，除了共产极权专制，恐怕就只有德、日法西斯可与之比肩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说到做到了！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中共一位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杀了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四点二的水平了。又据1996年中共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计划”杀千百之一，最后竟杀了“占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四点二”的人。超额四倍完成“计划”！如此邪恶只能令人无语。

然而到了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更洋洋得意地说“秦始皇算老几？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民间有俗谚云：“人不要脸百事可为”，“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毛泽东这番自我辩护与自我表扬，堪作这条民间谚语最好的注脚！

血雨腥风的大逮捕与大处决

我还清楚的记得1951年3月27日早晨，春天的成都常起大雾。我与邻家一个小女生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堂。从西门外的抚琴台跨上西安路，这是进入市区的必经之路。由于起雾，能见度很低，所以我们只管大步走，未细看前方。突然，一个端着步枪的大兵出现在我们面前，明晃晃的剌刀直端端地指着我们两人，凶神恶煞般的对我们吼道：“站住，不许动”！那个邻家的小女生，当时就吓哭了。我毕竟是个男孩又比她大几岁，所以没有哭，我说：“我们去读书上学……”那个兵不等我说完，便又吼道：“回去！你找死呀”？这个“死”字真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拉着我那位已吓得呆若木鸡的小邻居，一溜烟的便向我家中跑去。

这就是我亲见的成都著名的3.27大逮捕早晨的一幕。此行动于3月26日午夜开始全市戒严，直至次日上午十点才解严。那时成都当局动用了军队、警察和一些土改工作队员之类的所谓积极分子“翻身奴隶”，据当时的《川西日报》称，在十来个小时内共抓捕了所谓的反革命份子1687人，从当时成都各监狱、看守所处处人满为患来看，应该不止此数。而且据知情人后来透露，当时既无逮捕证、拘留证，也不说明捕人的理由，五花大绑捆起来就带走。弄出去就像装货物一样甩进有蓬的大卡车就拉走。其野蛮竟至于此！

一个月后，即在五一劳动节前，成都祠堂街人民公园，搞了一个所谓的“公审公判大会”。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每逢过年或大的节日前都要开这种会，叫做“威慑敌人，教育群众”，也就是要杀鸡儆猴。

那天，我所在的成都市七中的学生也停课去参加这个会。当天在这个会上共判了三十多人，死刑占了将近一半。其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位。一是第一个被拉出来“公审”的名字叫张君迈，与中国民社党负责人张君励只一字之差。这是一位文质彬彬书生模样的人，张先生被指控的“罪名”是文化“特务”。此君所谓的“罪”，就是说他在报上发表反动文章，骂了中共。而指控他的人，拿着一张纸照着读都读不断句，错别字连天，叫人听了莫名其妙。比如说“在成都临近解放前，还在报上大肆吹‘棒（捧）’成都的防线‘固若金杨’（汤）”。当审判人问他“这些罪是不是事实”？张昂首挺胸地答道：“文章是我写你，但那不是罪，两党相争各有立场，何罪之有？要是我们国军打胜了，这还是大功。”一个兵走过去就给他一脚，他大叫“打倒法西斯”！最后他被判死刑，拉他上刑车时，他欲喊，却被绳勒住颈喊不出来。而我们这一帮无聊的“看客”却在别人带领下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份子”一类的口号。以壮“声威”。这位张君迈先生，年龄约三十多岁，相貌英俊儒雅，书生气十足，但至死意气昂扬，面不改色。张先生就为几篇文章便被杀害了。真是：“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另一个叫许绍谦，“罪名”是“不法地主造谣煽动”。此人已66岁了，老态龙钟。一口一个“请求政府宽大”。他究竟干了什么呢？从揭露出来的看，最严重的一条，恐怕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居民委员会的一个“积极份子”指称的：有一天两人在一起看报时，许绍谦对这个“积极分子”说，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总司令了，此人厉害啊，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还只是个“可能会爆发”吗？至于厉不厉害，谁都可以自己作出评价。就为这点事，竟然又是死刑立即执行。张君迈先生那样“宁肯站着死”固是一死；而许绍谦老人这样“跪着”以求生，仍然是死。可见什么只要“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纯系骗人的鬼话。而且就依中共的那个《惩治反革命条例》十条3款“造谣破坏罪”最高刑也就是无期徒刑，可是加个“不法地主”四个字，“造谣破坏”也要判死刑。可见就按中共自己炮制的法律都是在滥用滥杀！

惨不忍睹的杀戮现场

此后成都的“镇反”运动便进入了疯狂的大屠杀中。载着死囚的所谓“极刑专车”一天几批的从成都市内开向北门外昭觉寺附近一个乱坟岗和老西门外的抚琴台。“极刑专车”一出动，凄厉的警笛声如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就读的成都市七中就隔宁夏街关押死囚的市大监不远，有时我们正在上课，刑车警笛声呼啸而来，老师只好停下不讲。当时成都一天杀二、三十人算是“吉日良辰”，多则五、六十人，最多一次一天杀了将近一百五十人。大街小巷贴满了杀人的布告，几乎到了无空处可贴之状。许多杀人布吿头一天才贴上去，次日便又被新布告覆盖了。毎张布告上面尽是红叉叉，一个红叉就是一条人命！正如张献忠“七杀碑”上写的“杀，杀，杀，杀，杀，杀，杀”！

而我的家就在杀人的抚琴台附近。原来这里小桥流水，田园景色，宁静宜人，我父亲才选在这里居住。这下好了，成了杀人的刑场了。当时一到天黑，附近居民连门都不敢出。一天有个年龄比我大的邻居男孩张志强，玩耍中约我去看北门外昭觉寺杀人刑场的景况。我对此本无兴趣，但他便笑我是“胆小鬼”，旁边又有几个女生也跟着起哄笑我胆小，叫我不好意思不去。结果到了昭觉寺附近杀人的刑场一看，真吓死人。原来那时杀人方法特别血腥残忍。行刑的刽子手按指示一律把枪刻意对准死囚的后脑袋射击。并为此还专门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在当局看来，杀一个人，就像打破一个罐子一样的简单和随便。真是当局草菅人命的绝妙的自供状。因此我们看见横七竖八倒在行刑地上的那些死囚，“好”一点的还有一半、或一小半脑袋，更多的只有身和颈子像个木桩。尸体都还是五花大绑地捆着。血与脑浆遍地都是。我见此情景顿时就想恶心呕吐，回头就跑。张志强也大概受不了，也跟着我跑了。

我回家后，饭也吃不下，老是恶心。一睡着就在恶梦中惊醒又哭又叫。在家人严厉追问下，我才“坦白交代”了。当然获得“从宽处理”，只被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但病状依旧。那时我祖母还在，她老人家有她的古老“治疗”法。把一个鸡蛋埋在柴火灰里烧，听得“膨”一声响后，鸡蛋烧熟爆裂了。她拿出来左看看，右看看，说我的“魂被吓掉”了。于是祖母点燃一炷香，左手拿着鸡蛋，右手拉着我的耳垂，喊着我的名字说：“孙儿，快回来，快回来”！我则答曰：“奶奶，孙儿回来了，回来了”！你别说，经过这一番“折腾”症状大减，几天后就好了。后来学医才知道，这大概就是巴甫洛夫的“心理暗示”疗法。后来我也在病人身上搞过。但不是我祖母那“中国特色”的，而是从西方“照抄照搬”来的，例如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失眠，用1ml生理盐水注射在他皮下，对他说：“这是特效安眠药”。他一会儿就睡着了。

祖母啊，您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疗法，虽然当时解除了我的心理障碍。但那些恐怖的阴影，一生一世也留在了我的心里，无法驱除，挥之不去……

发动群众遍地搜索“反革命”

中共在大陆掌权后，搞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这个“鎮反运动”也是其中的一次。但每次运动，当局的“不二法门”，就是所谓的“发动群众”，实则就是煽起和利用一帮愚民来当打手，来作恶。“鎮反运动”开始后，中共更是公开号召人人互相监督、监视，进行检举告密，甚至在报刊上公开表场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兄弟检举哥哥的所谓“好人好事”。以告密、当“线人”为光荣之举。当时所有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单位，甚至每个居委会，居民小组，都把此列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号召大家检举揭发一切可疑的人和事。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别是有一批所谓“出身好”的街道里弄中的积极份子，本来大字也不识几个，一旦给了他（她）们一个什么“居民组长”、“治安委员”、“宣传员”之类的“官衔”后，在这些人看来，真比“文拜相，武封侯”还更光宗耀祖，还更得意忘形。所以他（她）们巴不得一天抓出一万个反革命份子，才好向党和政府献上厚礼，以报知遇之恩。

我的一位邻居叫向代康（字传贤），是我父亲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老战友，在四川军阀“三军联合办事处”管辖成都的年代，曾担任过成都市城防司令。当时向代康与我父亲和熊克武、刘伯承都曾同事相识，那时蒋介石未入川。甚至可以说那时的四川还不归蒋介石管。而且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退出了军界，我父亲经商，向伯伯就在抚琴台附近办了个抚琴农牧场，饲养良种奶牛。

可是镇反运动一来，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要他们交代“杀害了多少地下共产党员”？你说没有，那些人怎么会相信。而且那些人文盲，半文盲，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怎么说得清？开口就说你不坦白，不老实。而且“君子”动口也动手，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挨过他们的耳光，还弄到派出所去一天，“留置谈话”半天，实则就是变相拘押，强迫你交代问题。虽然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但就是一句话：“你在伪政府手里当官，你没干坏事那才怪，老实交代！拒不坦白，死路一条！”后来向伯伯急中生智，想起刘伯承当年与他同事，此时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主管当时西南军政，他便给刘伯承寄去一封挂号信。他后来自己都私下对我父亲说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去试一下。万没想到刘伯承还记得他和我父亲这两位旧同事，很快就回了信，信上表面看是一派“官腔”，大意是：我党的政策一贯都是既往不咎，你们要理解和支持当前的镇反运动，过去的事说清楚就行了，今后欢迎你们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最后这句话“值钱”了。

向伯伯把这信拿出来叫那些人看，开始那些文盲积极份子还怀疑这是假的，我父亲说：“你们看清楚这公函信封、信笺是哪个单位的。”后来公安局来人一看，马上满脸堆笑说：“二位同志，对不起，误会，误会。”接着把手向那些积极份子一挥，示意叫他们滚蛋。那些积极份子刚才还又凶又恶要吃人似的，现在却一个个象狗被主人踢了一脚似的，又丧气，又“委曲”地“滚”出去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来找过麻烦。否则我父亲和向伯伯不杀也得判刑。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奴性。但能有这种意外幸运的，恐怕也和今天中“彩票头奖”的机率差不多。我父亲和向伯伯对政治早已厌倦，所以只要过了这个“关”，就再也没去找刘伯承，更不打算去参加“革命”。幸亏二位老人都离世得早，否则如活到文革那还有活命吗？当然，更多的人等不到文革就完了。

也是一位离我家不远的邻居叫秦仪甫，是四川大学助教，说他参加过国民党的什么特务组织，莫明其妙地就被枪毙了。还有个叫文子政的，是个营长，人家在徐蚌会战中接受“起义投诚”，资遣回四川，镇反运动一来，先是派出所通知他去“参加学习”，他还高高兴兴来向我父亲告别，谁知“黄鹤一去不复返”。后来听他妻子说是关在成都宁夏街看守所（俗称市大监）里，一直生死不明。当然，再往后我都当“反革命”去了，就更不知其“后事如何”，肯定是凶多吉少。

胡老板“艳遇美女”赴黄泉

胡老板，因年深月久已忘其大名，当时才三十多岁，风华正茂，一表人才，用今天的话来说绝对是个“帅哥”。他就在我当时就读的成都市七中不远的西顺城街开了一家茶馆，家中比较富有，我都认识他。此人有“登徒子”之癖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泡妞。于是就经人介绍在国民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调统”）去挂了个名，以表现自己又有钱又是官，好让女人喜欢。共产党一来“调统”被定为特务组织，他赶忙去自首。由于他确实无任何活动，当时要抓的人太多。所以就暂时没有动他。时间稍长，他以为当真没有事了，老“毛病”又来了。

一天在大街上看见一女郎，穿着时髦，虽非花容月貌，也楚楚动人颇有几分姿色。他便主动去向人家献殷勤。谁知那女子十分大方，眉目含情，秋波频送。胡老板神魂颠倒，以为是难得的“艳遇”。身不由己与那女子来到一深宅大院门前，女郎示意请他进去。他更是喜出望外。来到一屋内，他正探身向前欲与女郎来个“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似从天而降一涌上前，两手“格斗擒拿功”就将他放倒在地，立马捆了起来。他开始还以为是中了“仙人跳舞”（即利用女色勾引勒索财物）之计。连忙说：“饶了我，我愿出钱”。谁知人家并不想要他的钱，只要他的命！

原来那女郎是化了妆的共党便衣公安女特工，专门在街上到处来私查暗访，这所屋子是“镇反”中特工设的秘密据点。这美女特工的任务就是成天外出“艳服私访”，以发现可疑之人。这天胡老板运气特好，偏偏就碰上了这条“美女蛇”。一查他胡老板是“调统特务”身份。那美女特工当然不提胡老板对她心存“非份之想”一事，那豈不太损“我党公安人员”的光辉形象了，那多没面子。于是一口咬定他“妄图杀害我解放军女战士”。那还得了？最后的结果就去了昭觉寺刑场。这种“反革命”当然比较“另类”。但也可见这场“镇反运动”杀人之随意与轻率。

一张合影照，招至灭顶灾

与伟人、名人交往，是许多人心向往之的事。如果能收到伟人、名人的有纪念意义的赠品，或合影留念，更会使人趋之若鹜引以为荣。但恐怕谁也难料到一张照片会把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

事情还得从抗日战争时候说起。194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黎明前的黑暗，其时日军已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因而西南，特别是四川便成了坚持抗日独撑危局的中流砥柱和关键核心之地，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川南重镇宜宾居水陆交通要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时商贾云集，成为国内重要的商业城市。当时中国财力雄厚的美丰银行在宜宾也开设分行，总经理康心如亦不时来宜视察业务，因而与宜宾商界领袖人物如张冠三，刘寿春等过从甚密。张冠三先生当时是中国航运业民生公司的大股东，财力雄厚，且其家富而好礼，更是宜宾乡绅族中德高望重的人士。1945年初张，刘二人到重庆拜会康心如，刘寿春的儿子刘万平亦随同前往。其时康心如不仅是美丰银行总经理，且担任陪都重庆参议会议长，相当于今天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样的重要职务。那天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康心如与张、刘一起在黄山见到了蒋中正委员长，刘万平也随同在座。并受到委员长的垂询与勉励，相谈甚欢。

半年多以后，中国便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普天同庆举国狂欢声中，蒋中正委员长亲临宜宾视察。乘船自当时的“洋码头”（今名“合江门”）上岸，一时宜宾万人空巷，争相一睹领袖的风采。当时蒋氏因领导中国八年抗日，最终获得胜利，威信如日中天。所以也不像今天某些大人物那样心虚胆怯，出门所到之处，军警林立，如临大敌一般。当天蒋氏夫妇在侍从室主任余济时，及白崇禧将军和宜宾官员的陪同下，缓缓走过宜宾市东街，大什字等市中心处，频频向民众招手，街市欢声雷动，与市民几乎是“零距离”地接触。后来蒋氏又到了翠屏山，此处乃宜宾市著名的名胜，西南最大的天然森林公园。当蒋氏到达翠屏书院（今赵一曼纪念馆）时，不期而遇见到了在那里游山的刘万平。此时刘万平是宜宾明德中学的教师，明德中，小学当时都是教会办的学校，是当时宜宾最好的学校之一。没想到委员长记性非常好，一眼就认出了刘万平，刘当然也喜出望外，连忙上前致敬问好。引来多人围观。蒋氏当天心情很好，便叫大家来一起合影留念。这种情况下刘万平便自然而然站在蒋氏的身边，旁边还有不少大人孩子。随行记者启动快门，用今天我们报刊上最爱用的一句话就是：记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不过蒋氏好像从来也没把自己放在过神坛上，所以也没有“唱诗班”出来唱什么“千万颗红心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一类令人肉麻的赞歌，甚至报刊新闻都未对此特意渲染，只不过是一个即兴的与民同乐的亲民之举罢了。后来，凡是在场照相的人都得到了一张加印出来的照片。

本来事情到此就完了。可是我们这位刘万平先生，也许是太富于诗意般的浪漫想象，也许是虚荣心太重了一点。他拿着相片左看右看，突发奇想，便去找到照相馆里的一位熟人，先用纸把其他的人遮住，再对着相片进行二次“翻拍”，拍下后再放大，几经折腾，最后“翻拍”出的那张照片便酷似蒋委员长单独“接见”他时，二人亲切的合影了。

拿着这东西，若只是在自己家里欣赏把玩倒也罢了，谁知他更一不做二不休，当时他一面教书，家里又开了一家较有档次的茶庄，他便把这张翻拍后放大的照片拿去挂在他茶庄最醒目的地方。来购茶者络绎不绝。这样的照片自然吸人眼球，都会来瞻仰一番，招来多少羨慕乃至嫉妒的眼光，真是出尽了风头。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大不了就是一种商业炒作行为，就像有些商家要把他的品牌产品，或找林心如或找范冰冰来做形象代言人一样。刘万平没有找明星，而是去找了国家领袖来为其茶庄添彩增辉，更外加涉嫌造假而已。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0年宜宾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虽然早在1949年底，国民政府撒离大陆前他就把相片取下拿走了，但看见过这张照片的人可以说成千上万，这难道还不“铁证如山”？当政府一号召“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时，对刘万平的检举便雪片似的飞向有关部门。而且更有许多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原委的人，更直指刘万平是蒋的“心腹”，“爪牙”，所以才如此的器重你，给你如此的殊荣。这事要放在今天，我都敢去“承当”，说不定还会弄个“政协委员”什么的差事来当着，成了正儿八经的“统战对象”，也许还会像“连战爷爷”一样地“吃香”了。可那时，连蒋介石这名字都不能叫，要叫“蒋匪”，“蒋该死”，不然你就是“立场有问题”。一旦和他扯上了关系，哪还不罪该万死？所以刘万平马上就被捕，再去他家里一搜，那张挂在茶庄里的照片，他老兄还舍不得销毁，且完好无损的保存着。这一下人证，物证俱在，你刘万平有一万张嘴也解释不清楚。当时一同照相的人，躲避，毁相片都还来不及，谁还敢来给他作证？岂不是再多一个冤死鬼？

最后刘万平的下场不说都明白了。由于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所以存在两个版本的说法：一是说当时就以重大反革命犯被处决；一个是说判了重刑死于狱中。基本都一样，不过快与慢之差别而已。

十九世纪法兰西伟大的作家居·德·莫泊桑（Henri René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其小说《项链》中那位小公务员的夫人，因爱一时的虚荣，去借女友名贵的项链在舞会上炫耀美丽的风采，因不慎丢失，把自己整个青春年华都赔了进去来还债。最后真相大白，才知那项链是个赝品，根本不值几个钱，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不胜唏嘘。而我们的刘万平先生也因一时的虚荣念头却丢掉了性命，所付出的代价则更高，更大。这也只有在邪恶的极权专制下的政治运动中才会酝出如此的悲剧。

由此可见，这个所谓的“镇反”运动，当局不仅是言而无信，大抓、大判、大杀了一大批早已臣服的政敌。更把许多无辜的小老百姓，或稍有点小过小错的人，也顺手捎带地推进这个杀人的“绞肉机”里去，让他们一起变成祭坛上的供奉。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奇冤假案，纵《今古奇观》、《拍案惊奇》这样古典名著中所记所述，也难以与之媲“美”。所以后来从“反右”到“文革”的无法无天，冤狱遍于国中，只不过都是一脉相承的灾难而已。

作者：严家伟 来源：议报

2018-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