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共甫建政就发起了“镇反”和“土改”政治运动,杀害了原国民政府人员和各地地方仕绅,死亡人数保守估计超过240万人。(网络图片)

1949年中共篡夺政权后,立刻开始了血腥统治,使神州大地陷入了深重苦难。1950年代,中共甫建政就发起了“镇反”和“土改”政治运动,杀害了原国民政府人员和各地地方仕绅,死亡人数保守估计超过240万人[1]。

195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约略同时,中共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发动“土改运动”。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

利用韩战大力发动政治运动

韩战开打,毛泽东认为,大力扩展镇反运动的时机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因为大部分中国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朝鲜战场,正如刘少奇所说,“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美国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认为,从这些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与其说是“镇压反革命”,不如说是中共要借助韩战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国内连根拔除所有可能的反对势力,以巩固政权。[2]

镇压反革命整肃国民政府人员

“镇压反革命”的主要对像是原国民政府的党、政、公、教人员。1949年初,中共眼看内战胜利在望,曾呼吁国民党各级人员留守岗位,等候共军接管。中共承诺,许其继续工作,以维持社会治安和民生安定。其时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留了下来。但到建政近一年之际,大局已定,他便把大批国民党留任人员称为“国民党残余势力”、“反革命分子”,大力镇压了。[3]

镇压的手段是“杀、关、管”三字,即处决一部分、判刑一部分、管制一部分。中共镇压的主要是国民政府中低阶层,如县长等公教人员。反之,高官可以作为“统战样本”,省主席、厅长等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某代表的名义,以引诱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精,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基层没有实力,留着他们无害。反之,基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这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立时枪杀。[4]

按比例杀人冤错假案遍中原

镇反运动中,中共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是“按比例杀人”。

1951年1月,毛泽东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在1951年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丁抒指出,事实上按照毛泽东“杀反革命”的计划,农村计划杀害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点五。1951年全国市镇人口为6,632万,乡村人口为49,668万。算起来城市加上乡村共要杀53万。实际上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譬如仅1951年一年,成都市就杀了1,500多人,占成都市60万人口的千分之二点五,是计划数的五倍。[5]

丁抒强调,全国各地其实都像成都一样,“超额完成”镇压反革命的任务。

不问是非历史经历就是罪

但凡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公、教留用成员,无需从事任何“反革命活动”,个人的历史经历就是罪。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说:“许多地方,除去大批‘起义投诚’人员之外,很难找到更多的打击对象。因此,为了达到上级所要求的数字比例,在一些地方,各级干部不可避免地要把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列入到‘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贵州省国民党统治末期的81个县的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虽多半已得到处理,甚至已安排工作,这时却因地方要凑够处决人犯数字,而全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给杀掉了。”

如作家朱自清之子朱迈先早年加入共产党,在国共内战期间,他加入国民党军队,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背叛国民政府,之后在一所中学任教。然而,这样一个对中共忠心耿耿的人,却在镇反运动中,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宁县法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33岁,身后留下了三个幼小的孩子。[6]

再如国民党的一些著名叛将,如傅作义等的绝大多数属下均被镇压;因“起义、投诚”而参加中共军队者,其中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2万2千人。[7]

土改运动消灭地方菁英

再说土改运动,这是中共意在消灭传统地方士绅的一场政治运动。

当时共产党内也有人认为租赁、雇工并不构成犯罪,主张和平分田。中共华南分局第一、第二书记叶剑英和方方,对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财,不挖底财。对华侨、侨眷或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仅没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对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也区别对待。[8]

但他们被毛泽东叱为“和平土改”。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上去了,广东还在爬。”他指著方方说:“土改右倾”,“降你一级。”另派华南分局第五书记陶铸从广西调到广东,接替方方,重搞土改。

陶铸到任后,千万户地方菁英家破人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在土改政治运动中有一些著名的案例。如“滨江才子”杨芷江是江苏盐城、阜宁地区的诗词名家。1940年中共新四军开到盐阜地区,多次与他交往、合作。土改时,共产党内军人干部特给盐阜地区的领导人写信说“不要把杨芷江列为斗争对象”。但迟了一步,信到时杨已被处死。

再如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民政长、运河水利工程局局长的马隽卿,将女儿许配给了周恩来的胞弟周恩住,并将周的生母接到自己家中供养了十多年。共产党来时,马隽卿自持平素无恶迹,周恩来的生母又受他长期供养,便没有逃离。但是,土改一开始他就是清算斗争对象。女儿被插上“地主马隽卿女儿”的标签,四出游街。八十多岁的马隽卿在烈日下挨斗,很快丢了老命。

浙江海宁县人许行彬,一九零六年加入同盟会,曾多次秘晤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一度出任浙江省议员、财政厅秘书长,二十年代辞官归故里从事实业。一九三四年大旱,他带头开仓赈米接济饥民,并对佃农田租全免、地租减半。抗战时他捐款抗日,整修海塘,素为乡人敬重。可是当地中共政府却以“恶霸地主”的罪名判了他二十年徒刑。

建政初年即大开杀戒中共现罪恶本质

一直以来都有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本质是好的,建政一开始也做得不错,只是后来走偏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共从建政一开始就在不断地欺骗与杀戮,只要在哪方面听信了共产党,就会付出小至身家,大至生命的代价。

从一开始这个政权手中就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只是建政初期中共统治实力尚不足,将打击、迫害中国人的层面局限在国民党相关人员及各省地方菁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不要四面出击”,暂不斗争农村富农,只先整肃上述二类人,同时竭尽全力争取和拉拢这小部分以外的大多数人口,“建立最宽广的统一战线”,使多数中国人都站到了中共政府的一边,用最残酷的方式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这等于是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捆绑进了惊天的罪恶之中。

注:

[1]估计死亡人数约240万人是中共体制内说法,事实上死亡人数可能超过500万人。谢天奇,《中共“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内幕》

http://www.ntdtv.com/xtr/b5/2017/02/02/a1309798.html

[2]专访丁抒:中共建政后首场大屠杀——镇反

http://www.epochtimes.com/gb/17/11/21/n9876016.htm

[3]丁抒,《阳谋》,开放杂志出版社,2006

[4]陈奎德,《“党天下”的奠基礼--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3172

[5]专访丁抒:中共建政后首场大屠杀——镇反

http://www.epochtimes.com/gb/17/11/21/n9876016.htm

[6]林辉,《朱自清之子被杀镇反运动冤案无数》

http://www.ntdtv.com/xtr/b5/2017/05/30/a1326955.html

[7]辛灏年,《中共土改和镇反夺地劫财屠杀以铁血手段建立极权统治》

http://www.bayvoice.net/gb/news/history/2014/06/09/176423.htm%E8%BE%9B%E7%81%8F%E5%B9%B4%EF%BC%9A%E4%B8%AD%E5%85%B1%E5%9C%9F%E6%94%B9%E5%92%8C%E9%95%87%E5%8F%8D-%E5%A4%BA%E5%9C%B0%E5%8A%AB%E8%B4%A2%E5%B1%A0%E6%9D%80-%E4%BB%A5%E9%93%81%E8%A1%80%E6%89%8B%E6%AE%B5.html

[8]丁抒,《阳谋》,开放杂志出版社,2006

作者:李靖宇 来源:大纪元

2018-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