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多数博士的常态:将迈入而立之年,经济尚未独立,导师双重压力。

一个月前,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杨宝德以溺亡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前,他曾感到抑郁,并尝试轻生。

Research Policy期刊在2017年发表过一项针对博士生精神状态的研究,其中32%的博士患有较严重的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症),半数以上的博士生都处于亚健康状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焦虑是中国大多数博士的生存常态: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经济尚未独立,与此同时,导师权力过大也带来科研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自小优异、平顺的他们,也许会在某一刻感受到人生其实充满了失控和无常。

我们采访了6位博士,他们来自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烦恼,有些人还在痛苦中挣扎,也有些人已经找到自愈的方法。

陈朵女26岁,某985高校理科在读博士二年级

“往往是生活中的小事累积起来,把人慢慢击溃”

那天看到杨宝德博士自杀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真实”,杨同学跟他老师的聊天记录,还有他们师门内部群里的聊天记录,我几乎不用看,因为我每天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完全在复制。

去年9月开学,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抑郁的时刻。因为我没答应给博导的课题写东西,她给我发了个邮件——你必须来找我谈谈。在她的办公室,她看我的表情就像在看一只苍蝇。

我硕士是在外地的985高校读的,硕导对我非常好。等考博时,我几乎准备了一年,终于考回了自己家乡的省会城市,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想学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因为听说过男博导性骚扰女学生,我当时就想选一个女博导——一个相对年轻的、有干劲的,她可以督促着我们,一起进步。当时看到了这位四十多岁的女博导的信息,她近两年的文章跟我的研究方向也比较相近,就选了她做导师。但入学后她却无意中告诉我:你以为我做这个方向吗?我这是为了评教授做的而已,我早就不喜欢了。

她天天攻击我做的方向,总说我们对她的基金和课题没有贡献,其中最经典的一句就是:“虽然你不花我的钱,但是你要记住了,你占了我的名额,是要给我干活的。”我们写的文章,第一作者写的也是她,学校的奖励也完全归她。

同门的学生不少是她从硕士带上来的,平时要给她送饭、送充电线,陪着她吃饭、看电视,坐在她的办公室一直陪着她,她出差时要给她看小孩。偶尔大家也会一起诉苦。

每次我收到她的短信或邮件,知道要见她的那一刻,我就会开始紧张、恐惧、睡不着,还常常睡觉梦见她就吓醒。

等真正见到她,我又会在她那里遭受各种打击,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挺招老师喜欢,忽然有一个老师这样不停地在人格上指责我,我发现时间长了,自己已经有点扭曲和偏激了。

重大灾难发生时,人们可能会承受得住,但往往是生活中的这些小事,每天累积的人格侮辱和胆战心惊,会慢慢把人击溃。

杨同学就是如此。看到这个新闻前,父母每周和我通电话,都是问我以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留在高校,或者提到谁谁谁赚多少钱,现在在哪个国家。但现在,他们就特别紧张,几乎每天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不停告诉我,不行就延期,人重要,我们对你要求不高。

网上也有人说杨同学太脆弱。说真的,如果我没有读博士,可能也会说这样的话。但实际上我的家庭情况跟他差不多,农村出身,村里唯一的博士,父母从小的骄傲,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们都没有退路和试错的机会。

王旭阳男36岁,上海某985高校政治学博士毕业

“整个家庭都受到了影响,被搞得乱七八糟的”

去年9月,我33岁的博士妻子不得不从一所985高校退学。

原本我和她都在老家一所高校任教。2012年,我去了上海一所985高校读政治学博士,两年后,妻子也决定考这所学校的全日制法学博士。

她刚读博时,女儿才1岁,我们在上海租了一个房子,当时的未来计划是,妻子毕业后我们一起留在上海的高校,再攒钱买房。

到2015年,博士毕业的我被招进上海另一所高校。但我妻子那边却不太顺利,她的博士研究竟然3年都没有开题。

正常读博的话,3年毕业,第一年课程学习,第二年准备开题,然后做两年论文。开题准备都得阅读各种文献资料,一般是全英文,写一个一两万字的报告。我妻子那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狂写,孩子也由我父母带着,她没时间管。

开题环节只是一个启动流程,一般都会正常通过。但我妻子第一次开题就被导师否决了,当时还以为对方太严格,但半年后,第二次开题又被否了。更令人郁闷地是,她导师只是一口否决,却没有任何指导,就是一句话,这个不行,你换题吧。

我见过她导师,是个50岁上下、偏瘦的男子,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高冷,平时很少在学校,微信、邮件也只回复几个字,或者不回复,每次见面都要预约。她为了见一次导师,前期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但好不容易见了面开始汇报,导师也不接话。这不是关乎我妻子一个人的问题,我听他们师门一起聊天,导师对他们都是一个套路:没有任何指导,不让正常开题,极度不负责。

后来我们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位导师居然几年没有一篇论文发表,也没有课题。2012年他开始招博士,到现在只毕业了两个。他主业是做律师,基本上不做科研,真难以置信,学校对博导竟然连科研考核都没有。

当时我妻子也想过转导师,但没有人愿意接收——学生是负担,文科博士又不能帮导师做事,所以转导师的制度名义上是有的,但是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导师之间都是同事,也会有些避讳。

妻子那段时间情绪特别糟糕,都发泄在我身上了,我们几乎每天吵架,因为各种生活琐事,比如地没拖好,孩子没带好,但我知道,她是因为读博这件事引发的情绪。当时整个家庭都受到了影响,被搞得乱七八糟的。家里人也会劝啊,说要不然就算了吧,别读这个博士了。

这样的生活大概经历了1年左右。全家到那个时间点都形成了共识,第3次开题再不过就退学吧,没想到真没过——导师的态度和之前一样。

其实做出退学的决定是很艰难的,特别纠结。妻子当时也反反复复的,今天决定退学算了,明天又说还是坚持一下吧,毕竟读3年了。

退学之后,一切都正常了,她重新回到妈妈的角色,平时在上海这边住,周三上午坐高铁去老家学校上课。这样的生活虽然也有点累,但是跟她读博时相比,已经好多了。

唐可女26岁,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院生物学专业博士

“一个没有文章的博士,就像没有子嗣的妃子”

我们学生物的博士,基本上不是在实验台,就是在植物房,再么就是在一楼收种子。我经常右手液氮罐,左手无菌土,或者一次提着四坨土,在学校里来回走。

每天基本上要做8小时实验,中间累了就去看文献。再不然就去看看我养的苗的生长状况,给它浇水、施肥、除虫,然后再上去做实验。

搞生物是个体力活,相当于干了一天农活儿以后,回家还得接着读书。我每天基本上一回宿舍,就像尸体一样躺床上了,脸都懒得洗。要是我哪天洗脸了,那准是男朋友过来看我了,我们学生物的师姐都常开玩笑说,男朋友来探监的那天就是过年。

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游戏《旅行青蛙》,大家都把蛙当成孩子养。我觉得我们养苗也是,跟养孩子一样,我得每天照顾它,寒暑假也不能离开它,过年回家我都只离开一两周,而且这段时间还得找好在北京的同学帮我浇水。每个苗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死掉了,这个基因全世界就找不着第二个了,之前的心思也全白费了。

而且一个苗,拿到纯合株植,要花8个月的时间,8个月以后,才能用苗的状态来告诉你,你要问的问题的答案是“是”还是“否”。可能过了8个月,你发现这个设想是错的,特容易崩溃,这种崩溃是常态。

到现在,我有的同学都发文章了,而我还是一个没有文章的博士,就像一个没有子嗣的妃子。

因为没有子嗣,总想证明自己,我去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特别抑郁,特别自责。可能我们这些人,从小读到大,都是最优秀的那个,老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但是科学研究不像考试,有固定答案,在寻找正确答案的过程里,你必然会经历撞墙。

去年7月,我为此看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比起西安那个自杀的博士,我可能幸运一些,一来心大,二来没碰上那样的导师。找导师,就像嫁人一样,只能看命,而且人家是天,你是地,天上的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上的人一点办法没有。

在抑郁的那段时间里,我在学校里遇到了一位外国来的老教授,他帮我开解了不少。他给我讲了自己读博期间做过的特丢人的一件事儿,就是他想找的一个基因已经确定了大概范围,但是他的苗好像死了还是跟其它的混在一起了,这个基因就这样丢了,只好重新来过——相当于一个妃子已经有了子嗣,结果没保住。像他这样的学者,都有这样的时刻,我就意识到,我也不用太在意自己的“无能”了。

游思男29岁,某985高校应用语言学专业语音学方向博士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只能自己憋着”

我研究的语音学方向,在整个中文系都挺偏门的,只有我的导师一个人做。我们同届的博士有三十多人,语音学方向只有两个人。

在中文系的办公区,每次有人路过,看到门牌上写着“语言学实验室”,都会很惊讶。其实解释我做的事不难,就是研究发音的动作、舌头、双唇、呼吸、气流,各个发音器官的动作是怎么协调的。为了知道一个音发音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也要用实验仪器去测生理上的指标,这和物理的声学、医学的言语病理学都有交叉。

我本科是学经济的,恰好也学过一些编程的东西,保研到语音学方向时,还觉得能在文科里搞这种试验仪器,还挺有意思的,没想到难事都在后头。

语音学在国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但在国内还是新兴,有这个专业的学校都屈指可数。而中文类的核心期刊本来就只有五六本,导师和博士生投稿发文章都挺困难的,我们这种小众方向就更是难上加难。而按照系里的规定,博士生要发表两篇CSSCI才能毕业。

我之前做过一个关于普通话声调范畴感知的研究,简单说,就是把不会方言的北京人和懂复杂方言的福建人放在一起,研究这两组人在辨认同一个声调时大脑产生的反应。很多传统杂志发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用传统田野调查来做研究,愿意发我们这种实验性文章的就很少了。

之前我给一个发过我们方向文章的杂志投稿,结果还是被拒,因为“论文内容不符合刊物方向”。那阵子特别焦虑,每天都在想会不会发不出文章,毕不了业。

后来,我尝试给英文期刊投稿,本来想直接把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后来发现完全行不通,国内外期刊对文章的叙事逻辑、格式的要求完全不一样,到最后我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重写了一遍。

那段时间只能自己憋着,到了这个年纪,跟家里沟通很少,朋友也越来越少,也没有什么信仰,情绪的抒发一点渠道也没有。跟人抱怨的话,对方可能完全不理解,觉得你读个书怎么还这么麻烦?

读博之后,我开始注意培养自己的小爱好,有时候就需要瞎玩一些东西来调节情绪。我们语音学的实验室,恰好有个录音棚,我就在里面吹吹口琴,后来又学了手鼓,反正都是自学的,也玩得不好,但是能分散一下注意力。

徐子诚男28岁,某985高校2017届基础数学专业博士

“读博士教给我的,就是如何面对焦虑的人生常态”

去年博士毕业时,我想了挺久,还是放弃了学术,选择去一家薪资不错的企业工作。在上海高校工作的话,青年教师的工资真的不高,一个月几千块。广西、新疆这些偏远地区对博士生的需求倒是蛮大的,待遇也不错,可是去那些小学校,就面临着以后做研究申请科研经费更困难的问题。

当时,我本科学校的老师听说了这件事,就从四川打电话过来想要“骂醒”我,说我的选择“愚蠢”。他说,在学校自由,成果都是自己的,年纪越大地位越高,企业就是相反的,说我们眼光应该放长远。

接完那通电话,我在学校里逛了一上午。其实从小到大,我也觉得自己会留在高校,这里有一种归属感。但我本科和博士的导师都是五十多岁,他们可能不太能体会年轻老师的压力——他们那一代人,理想和信念都很强,机遇也好,当时名校博士数量少,学校都争着要,只要好好做科研,待遇就上去了。可现在,我们总有更多现实层面的挣扎。

3年前,因为我拿不出一套房子的首付,谈了3年的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她硕士毕业后回了浙江老家工作,她家比较传统,父母的要求是彩礼、房子的首付都要有。我是四川人,父母的积蓄可能够支持我在内陆地区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但浙江的房子是买不起的。

我那些本科、硕士毕业就工作的同学,有了几年的工资积累,再加上家里支持一些,可能就负担得起这个首付了,对我们博士生来说,这个要求就太苛刻了。

女朋友那时候跟我说“我父母每天以泪洗面”,她也不知道怎么办,就这样僵持了半年。我朋友劝我去跟她家人道歉,结果我过去了,他们连家门都没让我进去。

当时就想,算了算了,这对我的原生家庭来讲压力太大了。分手之后,我每天晚上一个人在校园里跑步,抑郁得想掉眼泪。唉,因为这些物质条件分开,想想还是挺残酷的。

除了感情上的问题,一个数学系博士生日常要面对的学业压力也非常大。我一个同学的老板说,周末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打乱了他正常的工作。如果你在图书馆,发现有个人看书看了一两个小时还停在同一页,要么他没在看,要么他可能是数学系的。因为这些文章和书籍都非常难懂,有时候论文里一句“参见……易得……”,你可能验算了半天都没得到同样的结论,想一个月也想不明白。

数学研究是很残酷的,你和你的导师完全不知道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解决。因为需要大量严格的细节验算去验证这些条件是否满足。我经常满脑子都在计算,顾不上别的,躺在床上睡的那几个小时里,还在想没解决的问题。

博士这几年,我最大的成就,除了学业上的成绩,就是我习惯了面对焦虑的人生常态。时间久了,我知道痛苦不会少,该休息的时候就去休息,该运动的时候就去运动。

回过头来细想,学数学,其实就是有那么几年,经济上不发愁,时间也充裕,做了点有意思的纯粹的事,我还挺感激的。

张宇男27岁,上海某高校材料学硕博连读第5年

“我不想参加同学聚会,不太想看到别人的生活”

年底了,年会和酒席越发多起来,作为在读博士生的我其实没什么寒假可言,手上的经费也比较紧张,所以连参加同学聚会我都觉得困难。

我今年27岁,上海人,这是我在硕博连读的第5年。以前的本科同学现在都工作赚钱了,相比之下,我的各种月补贴加起来只有2400元,兼职家教一周能有450元,导师一个课题的研究经费少则十几万,多则上百万,但学生其实得不到一点收益。

所以除非是很要好的小圈子的朋友聚会,其余的一般我不参加,不想去看到别人的生活,同辈压力挺严重的。

让我比较尴尬和抗拒的是,一般同学聚会时,很多同学会开玩笑说,还是羡慕你们学生啊,每天开开心心,没有压力,这更让我难受。在外人看来,博士生身居象牙塔,不为世俗所累,但他们并不理解我们的焦虑和压力,偶尔我会解释一下自己的处境,更多的时候,特别是不太熟的人,我就懒得解释了。

其实绝大多数同学的工作氛围是良好的,老板也是正常的,反倒是我,我的大老板——一位脾气急躁、控制欲强的中年女博导,一直对我们进行无理由的压榨和精神上的压迫,这种落差感会让我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像这次杨同学的事,她的评价就是:现在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怎么那么差?不就是让他干点杂活嘛。

平时,导师规定了每天几点来、几点走,周末必须加班,违反就可能毕业延期,或者克扣补贴。我们实验室有指纹机,各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来监控。因为要保持随叫随到。我平时住在学校寝室里,周末出门约会的话我都是背着笔记本去的,以防导师临时布置些什么事情。

寒假的话,很多外地同学要买票回家,但具体放假时间是导师定的,会以平时工作报告内容不足为由,推迟你回家时间。还有一些师兄师姐要回家结婚或者怀孕生孩子,她会直接表达不满,觉得这是浪费工作时间,然后在毕业上给他们设置障碍。

毕业延期已经是常态,像我所在的专业,已经是约定俗成的6年。所有导师都不希望学生毕业,因为实际上博士高年级学生其实也是一个产出很高的研究人员,多留一年可以给导师完成很多任务,导师也会认为培养你花了一两年时间,所以必须要留下一些东西给他。

我打算毕业后出去找份工作,我也知道压力会很大,过程会很难,但我再也不想进入科研领域工作了。

(张榕潇对本文亦有贡献,应采访对象要求,涉及人物皆为化名)

来源:每日人物

2018-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