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央视网的一篇文章列举已落马的黑恶势力〝保护伞〞,其中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居首,有暗示支持薄熙来重庆〝打黑除恶〞的嫌疑。时事评论员崔士方分析,中共历次“严打”运动都是走过场,并指出其中的两个原因。

2月7日,央视网题为<落马官员中的〝黑恶势力〞:开赌场霸煤矿开枪杀人焚尸泄愤>的报导中提到,1月份,中共中央关于〝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通知》和全国公安机关电视电话会议都强调,〝扫黑除恶〞要和基层反腐〝拍蝇〞结合,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

报导随后列举了7个涉黑的落马高级官员,第一个就是已被薄熙来处死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并称其为重庆市〝最大的黑社会保护伞〞。

文章重复了当年重庆当局对文强的指控,称其包养情妇,强奸幼女,组织和纵容妇女卖淫;并为黑社会团伙提供保护,任期内全市1400多起命案未破,500名杀人犯在逃等。

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7月,薄熙来在重庆启动〝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文强案是此次行动的首要大案。2010年7月,被判死刑的文强在重庆执行注射死。

文强在位时,被称为重庆〝黑社会大佬〞,贪污、受贿、强奸等无恶不做,并在江泽民对法轮功〝杀无赦〞的政策下犯下反人类罪行。

但外界认为,薄熙来扳倒文强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涉黑,文强只是薄发动政治运动的祭品和中共内斗的陪葬品。

薄熙来当年发动〝打黑除恶〞运动,除了藉机扳倒政治对手之外,也将近千名民企老板打成〝黑社会〞,掠夺了他们的巨额财产。重庆〝唱红打黑〞成了复辟毛泽东路线的代名词。

中共十八大前,有6名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都曾到重庆为薄熙来〝唱红打黑〞站台。但随着薄熙来的倒台,〝唱红打黑〞被视为薄熙来〝反党路线〞的象征,成了中共的一个禁忌词汇。

北京当局此次部署专项行动,特意将沿用多年的〝打黑〞说法改为〝扫黑〞,也被认为是刻意与薄熙来划清界限。

薄熙来借助〝打黑〞之名,打击异己,侵吞民营企业家财产,整个打黑完全变了样。

中共在文革之后,共开展过四场「严打」,1983、1996、2001、2010各一场,力度最大、杀人最狠的是1983年那场。但是每次「严打运动」之后不过几年,犯罪很快就出现反弹,于是乎走进了一个「一乱就打、一打就好、一好就松、一松就乱、一乱再打」的历史怪圈。

时事评论员崔士方分析,这种怪圈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治标不治本。「扫黑除恶」如果不能清算中共党文化、荡涤人心,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重新填充进去,仅仅表面上棒打几个「黑社会小喽啰」,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人心不变,出现反弹是迟早的事情。

其二、贼喊捉贼。每次「严打」,无可避免的要依赖最为强力的部门——公安机关。然后上头有政法委(小组)的指挥,公检法穿同一条裤,砍人头如割韭菜,刑讯逼供、办案异常草率。

公安机关的权力触手可以合法地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地方政府不论是办合法还是违法的事,都需要公安机关「保驾护航」。此言是也。

中共治下的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身分,既是「大贼」,也是「抓小贼」之人。

当他们为地方官员办违法之事鸣锣开道(如强拆),充当地方黑社会组织、娱乐场所的保护伞(甚而自己搞黑社会、放高利贷),打压维权律师、异议人士,迫害法轮功、地下教会等信仰者时,他们自己就是「大贼」。

而在平时的维护治安,侦破刑事罪案之时,他们却是「抓贼人」。

如今「扫黑除恶」令旗一展,岂不是要公安抓公安自己,能办得彻底吗?所以,不破除这种贼喊捉贼的机制,很难想像新的一轮「严打」能走多远。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201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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