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长期通过“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对人民进行社会控制。

在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的时代,中共对人民的社会控制是非常严密的,如果把这些控制与洗脑的方式归纳一下,就会让人触目惊心:

一、信息闭塞

在毛泽东时代,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政治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中共长期通过“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对人民进行社会控制。(网络图片)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

一般读者无从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但中共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

补充:相比毛时代,如今新闻较以往开放的多。信息控制大大失灵。老百姓知道的内幕多了。自然不满也多了。

二、行政控制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

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农民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粮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诸种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要经单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你的批斗会对你进行殴打。中则关进“学习班”“牛棚”──单位设的变相牢房,剥夺你的人身自由。重则戴上“帽子”便你具有“阶级敌人身份”也即使你沦入贼民阶层从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权)。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三、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历届旧政权的骨干──警长、排长、保长、支部书记长以上──称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

从“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

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举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举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

总之:“阶级斗争”越来越“异化”了。

不过,实用价值很大──打起阶级斗争旗号,就为大规模镇压,放开手镇压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对如今,在民主法制形式下镇压起来缚手缚脚)。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阶级敌人”造成的)。

四、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1、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

2、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3、斗争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争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群众专政队”(专业公安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

4、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分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

作用:

“群众运动”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群众运动”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争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于杀人者的责任(这样,“群众运动”始终有群众基础)。

“群众运动”妙处三: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已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已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时代“运动”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己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

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客观地说,领导者玩弄平民于股掌中,有史以来,以此为最成功。

五、贱民阶层

运动中的倒霉者成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划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这一批人被打入另册,加上“血统论”政策使其直系亲属也沦入另册,于是,另册人口成为社会上倍受歧视的群体,成了贱民阶层。

当时习惯上称为“05%”。其实,若加上“血统论”拖进的直系亲属,该阶层占人口比例应在20%左右。

贱民阶层成员生存状况极恶劣。不允许入党当官参军上大学。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时大家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们。甚至于打死打伤完全无生命保障。运动一来,有理无理也揪出来批斗一番,开会时要在会场前跪成一排。(当时有种说法叫“把监狱放在社会上”让“群众专政”)。

贱民阶层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通过发动“95%”打压“5%”,取得如下效果:

1、“转移视线效应”。行政管理上发生的罪责挫折都可以推到“5%”头上。转移了“95%”的视线。

2、“排泄渠道效应”。使“95%”可以通过施虐于这些贱民,取得心态平衡。

3、“杀鸡吓猴效应”。由于“95%”到“5%”之间并无一道鸿沟,县团级党委就有权给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从“95%”划到“5%”中去。于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于触怒上意而被踢进“5%”。所谓“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表面是对“5%”的公开训斥,未尝不是对“95%”的暗示警告。

试想,除最高领导人外,连国家主席、中共建政元勋、元帅将军、省市领导、大学教授、劳动模范们都能从座上客翻为阶下囚,那还有什么人敢说自己就肯定不会掉进贱民阶层的深坑里去了

4、“地位比对效应”。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要稳定,社会阶层上最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即有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设置了“贱民阶层”做垫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中层”地位。

设身处地,我是一般工农。那么,我通过(眼光向下的)比较、形成了优越感满足感。我通过(对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贫困劳累带来的郁闷感。我通过(亲身体验的)批斗,形成了恐惧感自律感。于是乎,我心态平衡了,我知足了(尽管我贫困劳累)。

补充:另有两个群体,名义上不是贱民阶层,但实际享受的半贱民待遇。

知识分子群体(五七年反右从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斗从业务上被贬低,称为“臭老九”,是“被改造对象”),

内控人员群体(通常是归侨。历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甲长、公务员。被发现曾过有对社会不满言论者。刑满释放者。历史不清者。特嫌)。内控人员表面与大家一样,但个人档案内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他们不被信任而被时刻提防,但他们自己往往并不知道。

六、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居民有户口、粮食关系。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在市面上,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光凭钱是买不到的,必须同时凭票证。定量供应(份量在吃不饱也饿不死之间)。

农民无户粮关系(也即不发放以上票证)。于是,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生存,进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农民离乡背井,被称为“盲流”,轻则遣送回乡,重则被公安机关“收容教育”,连“暂住证”的机会都没有)。

城里人无批准,到处流动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证是由本地本单位发放。离开本地本单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死死被捆在单位里了。(文革中期,企业、学校内实行军队化编制──“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领导一元化”,上面对下面的管制更极端化)。

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凝固化,使社会闭塞,安定(呆滞)。顺便也阻绝了口口相传的信讯流通,支援了第1点。

七、大锅饭式分配

单就平民的经济生活而言,消费较平均。但这是“等级平均”。

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则构建成全国统一的经济收入金字塔,经济收入与政治等级严格挂勾。官越大者钱越多,官越小者钱越少。中国有史以来,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从来没有如此紧密。

同一等级,无论在全国何地,基本上工资收入相同。

但从等级间不平均上讲,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甚。毛时代,单从工资上讲,最高级与最低级相差三十余倍。况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费变为职务公款消费的比例愈大。工资收入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况,权力越大,调用公款合法为自己及家庭服务的途径越多。

例:大陆首富家产上亿元。有私人游泳池、空调等。而普通工人(即“领导阶级”)普遍月薪三四十元左右,存款能上一二百元就不错了,唯一家电大概是支手电筒。极而言之的悬殊,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一群大队干部秘密开会分上几麻袋粮食半片猪肉,也许就挺过了大饥荒。而没分到的社员可能就全家饿毙。尽管队干部只比社员多分那一麻袋粮食,看绝对数字并不悬殊,可在那个时候,就是生死之区别,还有比生死之别更悬殊的结果吗?如今贫富怕是悬殊不到这个地步。

现在,老百姓的机会要多些。起码,老百姓也可以致富了。现在,再悬殊,困难贫民也有底线(低保),不至于到大规摸饿死人的地步。所以,现在比过去要平等些。

过去现在同样不平均,同样有贫富悬殊。严格的说,过去贫富还更悬殊。但过去民怨较小,原因:

在行政级别与经济收入成正比的同时,行政级别还与知情权成正比。

级别越高,知情权也越大。级别越低,知情权也越小(平民百姓只能阅读宣传教育类报刊与听单位领导作形势报告。那不是新闻只是宣传教育)

所谓“信息不对称”上知下,下不知上(理论为“权力与分配成正比,与透明度成反比”)。

级别越高,其消费状态也越保密,不为平民所知。上面人再富,下面人不知。

俗话说:“富人知道别人比他穷,穷人不知道别人比他富”。所以穷人富人都很满足。

给人一种均贫富的表象,不致为贫富分化而引发民怨。

所以社会安定了。

况且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钱精神”,艰苦朴素。把追求消费丑化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变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抚作用。

当时有人归纳其规律:“荣华富贵由上面发出,艰苦朴素从平民抓起”。

补:相比毛时代,如今,权钱分离。老百姓之间有穷有富。当官之间也有穷有富。乱了。令许多人不满。

八、个人崇拜

动员全部人文领域(新闻、文艺、教育、史学、哲学社科),长期突出两个主题(神化个人与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个人崇拜的形式有许多首创: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学毛着积代会、“雷打不动”每天政治学习、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个人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新闻充满颂歌。报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语录并且要用黑体字。

把毛之语录称为“最高指示”,高于宪法党章之上。

“爹亲娘亲不如毛亲”,“三忠于四无限”,“毛著,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公安六条规定,对毛与林提意见,即为犯罪(恶攻罪。死于此罪名者不知凡几,如被割喉的张志新与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莲)。把一切批评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影响扩散。

“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历史与新闻,不讲真实性,只讲倾向性。

妖魔化国内党内不同政见者(如十次路线斗争之观点,“大批判”充斥全部报纸版面)。

使百姓有一个盼头: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势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员没搞好,要怪就怪国外帝修反的破坏。但上面有个“大救星”,总会解救我们的。

2017-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