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 24 May 2017

港媒披露江泽民捆绑官僚集团秘诀 党媒讨伐江“最高指示”

政治学者近日发表新书指出,“中国式腐败”源头始于1990年代的产权改革,当前的反腐未触及根本。1990年代正是江泽民主政时期。港媒揭露,江泽民和官僚集团同罪共存,自称和各级党官“一条船上的战友”;阿波罗网评论员认为,江泽民是“闷声发大财”拜金教的教主,用腐败均沾、利益共享来维系全党对中共及江本人的“忠心”。而中共军方背景的《环球新闻时讯》也曾刊登檄文宣布,江泽民是中共党政军一切腐败的根源。

港媒:江泽民自称和党官“一条船”

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10月号文章《王德邦:中共六中全会探讨统治集团维系纽带如何转换——六中全会旨在维系统治集团纽带》中披露,2004年秋,文章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北京市民办学校领导会议,听主管教育的一官员讲到,中共第三代“核心”一次在山西考察时拍着陪同他的省委书记说:“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战友。船翻了大家都没有好下场。”

文章指,这是典型的同罪共存意识的反应,由此可见官僚集团同舟共济,而视天下民众为谋取利益的对象与威胁自己的对象,即统治集团与天下民众是对立的两体,同罪共存是官僚集团维系一体的纽带。

学者分析中共体制性官场腐败源于1990年代

裴敏欣现任美国加州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近日出版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政权衰败的动态(China’s Crony Capitalism—the Dynamics of RegimeDecay)》一书。日前他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了新书发表会。

据美国之音10月29日报导,裴敏欣分析,中国式腐败经常是涉及多人的“窝案”,而非个人贪腐,体制环境的源头则是1990年代开始的产权改革。

他说,中国1990年代开始的产权改革是腐败案出现,特别是“窝案”和”串案”出现的主要驱动力。因为在1980年代,当局严格控制着产权的两个方面——控制权和所有权,因此产权不可以被偷走。从90年代开始,中共推行所谓“产权改革”,以取代“资产私有化”,真实情况则是,越来越多的资产没有主人,但是越来越多不同层级的官员有权接触这些资产。这就让官员产生了巨大的机会可以控制各种价格的国有资产。

在获得产权的过程中,官员们互相勾结,让原本产权不明的资产变成有所有权归属。典型的贪腐案,通常是由私营企业主借由贿赂官员,好帮助他贿赂一群官员来获得一片资产的所有权的过程。同时,1990年后的大陆经济急遽发展,也让权力和资本的合谋成为可能。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土地和行政批准,更为大规模的官商勾结提供了机会。

此外,裴敏欣也提出,1984年中共对干部的管理与任命权由下管两级变为下管一级,在直属上下级官员间创造出“买官卖官”的空间,这也促进了官商勾结。

美国之音引述裴敏欣说,习近平大规模打击贪污腐败的做法显示,腐败已经渗透到中共官僚机构的各个层面。但他认为,习近平的打贪腐的行动却没有触及到中共体制内贪污腐败的根本,也就是习近平经常所说的“贪腐的土壤”。习近平只是暂时中断腐败的市场,一旦打贪行动松懈,这个市场会马上回来。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产权改革开始的1990年代,正是江泽民主政时期。

江泽民是“闷声发大财”拜金教教主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今钟认为:“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政策,用腐败均沾、利益共享来维系全党对中共及江本人的‘忠心’。这是造成中共官员贪腐的主因,也是整个官僚体系分裂、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的根源。其“闷声发大财”的核心,除了不择手段攫取财富的‘发大财’之外,还有顺从、配合江泽民政治决策的‘闷声’。

中共党内官员,只要不反对江泽民,就能保住乌纱,只要积极配合执行江泽民的政策,就能升官发财。特别是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最疯狂的时期,整个北京城什么都敢议论,只有三个字不敢提;整个官场都明白一个潜规则,要想飞黄腾达,只有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法轮功、讨好江泽民这一条路。

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在水一方”进一步表示,江泽民不仅是上海帮的帮主,更是“闷声发大财”拜金教的教主。“闷声发大财”拜金教是反人类道德的,所以是邪恶的。

军方媒体:江泽民是中共党政军一切腐败的根源

2015年9月1日,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环球新闻时讯》杂志网站,题为“党政军老虎扎堆源头难辞其咎”的檄文宣布,“新四人帮”其实依附着一个共同的“老板”就是江泽民,并称群众拭目以待,揪出“老板”。文章指出,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瞒报中央150%至200%的刑事案件,并私吞270亿公款。江泽民安排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掌握了武装和军事力量后才安心退位。而江是中共党政军一切腐败的根源。

江泽民是中国社会乱象频出的根源(网络图片)

文章讨论了中共〝十八大〞后的〝打虎〞形势,表示〝党政军大老虎扎堆结网、触目惊心的现状也令人匪夷所思〞,老百姓除力挺除恶务尽外,更呼吁深挖藏在党政军高层的〝罪魁祸首〞。

文章指出,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广东、辽宁、重庆、河南、江苏等省市刑事发案率比公安部上报给中央政府的案发率要高出150%至200%,但是各省公安厅都刻意压低实际刑事案发率,后被内部人士举报到国务院和中纪委。中共中央纪委调查组在这些省市考察后掌握一些情况,相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连续3年发出提案,抨击社会治安恶劣,要求整顿公安系统,撤换公安部长。

另外,在周永康的要求下,国务院曾3次给公安系统拨款270多亿元用来提升装备和培养公安队伍。举报者称周永康置公安队伍编制按照人口和地区等最低配备要求,短缺数万人员的事实于不顾,将国务院划拨的这些经费挪用搞福利、设小金库。

文章直言: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薄熙来、郭伯雄、苏荣等大老虎,除了要夺权外,还疯狂敛财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他们都是曾庆红、江泽民大力提拔的,〝退而不休〞的江某就是他们的〝老板〞。

文章指,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最高权力位置退下,却只交政权不交军权,直到2004年,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分别掌握了对内的武装力量和对外的军事力量之后,江泽民才请求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从正面退出中国政坛,但他在中南海的“江泽民办公室”依然继续保留。

网络截图
网络截图

江泽民自中共十六大退休后,不断以“江泽民办公室”名义就政治局工作、政策、决策和不同事件作出批示达350多次,建议、意见、看法等书面材料48份,还召开过20多次座谈会,引发中共党内极大反感,中共元老宋平曾当面警告江泽民要“自我约束”。2010年6月4日,《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的文章,称“到了眼睛睁不开了,嘴巴合不拢了,腰也直不起了,头脑也不清醒了,还赖在台上,是不讨人喜欢的”,文章被指是暗批江泽民“退而不休”、“老人干政”。

文章指出,”对权力的眷恋,倒行逆施,让身处权力顶点十余年的江泽民,亲手打造了一张巨大的贪腐网络,提拔了无数巨贪。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三人所犯之事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上梁不正下梁歪,骨子里已经坏了,爬满了蛀虫。”

文章表示,是时候问责源头了!“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反腐败没有铁帽子王”。

而十三年前,一位香港女记者采访江泽民时提了一句逆耳的问题,结果惹得这位领导人很不高兴,指着对方厉声训斥:你们这些记者就是喜欢瞎起哄,太幼稚、太无知。中国有句话叫做闷声发大财,你们知不知道?这句话是最好的!

党媒檄文最后说:回头看,“闷声发大财”的最高指示便是江泽民时代中国党政军与国企腐败丛滋生的温床!

来源: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201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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