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体制内学者日前发文,分析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膨胀之困,并警告税费供养失衡紧张到沸点,极易形成社会极不稳定的局面。体制内学者:中共机构超级庞大税费供养失衡。
 
20160910110841342
 
近日,大陆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官媒发表文章《税费供养失衡与温水煮青蛙的可能性》。
 
文章表示,有文献研究,中共建政初时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为1比600。从1949年建政后到“文革”结束,国务院机构设置的变化一直处于“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之中。1949年时的政务院设30个部委署行院,1965年国务机构达到79个,1970时合并为32个。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国家机构和人员规模再度膨胀。从机构方面看,1981年时,国务院机构设置到了100个之多。加上党群、事业、行政性协会的不断增加,目前财政供养的党、国家行政事业群团协会等机构,要比“改革开放”前多出三分之二左右。
 
这许多年里,中共不计成本,在持续地扩大财政发放工资津贴的队伍,或者设计其收费罚款的名目和渠道,实际是在不断地增加著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
 
文章提出朝代兴灭的“温水煮青蛙定律”,并说明及其作用过程和后果:在一个国家中,将缴纳税费的企业居民与需要供养的机构人员之间关系划分为凉、温、热、沸程度,将企业、劳动者和国家治理体系综合视为青蛙。
 
在经济下行时期,国民经济供养的承受能力大大降低,纳税与供养的关系极易紧张到沸点,极易由欠发工资退休金、企业倒闭、下岗失业、金融不稳、找不到工作、债务所迫、生活困苦、大病大难等等,对社会绝望,对政治不信任,形成社会极不稳定的局面。
 
文章还分析了“如何防止社会沸水危机”。
 
中共党组织“吃财政饭”纳税人不堪重负
 
今年4月,网上热传一篇“中国人供养了一个超大的政府”的文章。文章引用学者任剑涛的话说,现在中国政府的规模太大,养的公务员有900万左右,而吃财政饭的有4500万人左右,编制外要由财政拨款负责收费来养那就更庞大。所以,要想真正减轻个人和企业的负担,必须要下重功夫缩减吃财政饭的人口。
 
中共有一个庞大的党组织,有8000万党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吃财政饭的。也就是要用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活。
 
这些人分布在众多机构中,这些“吃财政饭的”机构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没有直接关系,“没有别的价值,它就是吃饭来的”,是纯消耗性的支出机构。这种靠老百姓养活的人太多了,中国纳税人不堪重负,而且会造成整个社会效率的低下。
 
3月8日,一篇题为“年收24万亿中国政府的钱都从哪里来?”的文章表示,中国人一生中要缴纳高额税费,在政府税收中,包括关税、消费税、增值税在内的间接税要远远高于个人所得税。而发达国家政府收入的主体就是个人所得税。
 
另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有政府公务员,但是政府是一个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机构,其内部没有“党务机构”,没有当代中共的那种“党办机构,宣传机构”,美国纳税人是不供养民主党和共和党等党派的。
 
时事评论员杰森曾在2014年表示,早在2005年就有中共体制内人士承认,中国大概26个老百姓就有一个中共官员。
 
更关键的是,中共政府很多部门是让老百姓养著,而且地方财政收入不够的时候,又依靠土地财政卖地赚钱、推高地价房价,以及依靠苛捐杂税从老百姓手中弄钱。这里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共的这个体制,要想解决问题,就要拿掉中共这个体制。
 
中共党务机构铺张奢侈
 
文章提到,在中国,政府耗资巨大,可以说是奢侈浪费,以政府大楼为例,都是本地区盖得最好的。媒体公开资料显示,一些地区,甚至是贫困的县城,都可见耗资数千万元的政府大楼。
 
济南政府大楼龙奥大厦于2007年完工,建筑面积37万平米,造价40亿(人民币,下同)。2003年曝出,苏北某贫困县一条街就有七栋豪华楼,都是该县的政府大楼。
 
河南省濮阳县是贫困县,但是在2002年到2004年期间,濮阳县政府耗资3284万元修建了新政府大楼。
 
2012年媒体曝出,陕西省贫困县汉阴县耗资千万元为36人建豪华办公楼。同年曝出,中共河南省明港镇党委、镇政府3000多万元修建了一栋豪华办公楼,而该镇2012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00多万元。
 
另外,中共的“三公消费”,即公费旅游、公务用车消费、公款吃喝等现象非常严重,而且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
 
2013年3月份,大陆十多位专家学者表示,近年来“三公消费”总额超过9000亿元。
 
2006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引用时任中共政协委员刘光复的话说,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同年10月31日,《瞭望》周刊报导,2004年大陆公款吃喝达3700亿元。《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利用公费出国的财政支出就高达3000亿元。
 
来源:大纪元记者方晓报导
 
2016-09-10